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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4期／2016.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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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認同的歷史發展與問題：
從台灣身分認同到正常化國家認同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有關台灣人認同的問題，不僅現實上在國內日漸受到重視，也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在國外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討論的主要關心點是台灣nation認同，不過，台灣nation
認同直到今天在內部仍然存在相當歧異，因此，本文除了在學理上討論台灣共同體形成
的要件外，也將討論台灣複雜的認同的歷史發展及其存在的問題。
壹、清帝國統治時期台灣認同的發展
台灣認同就歷史發展而言，首先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也就是以台灣這塊土地
作為就以漢人為主的台灣住民而言，如何從移民性格強烈的「移墾社會」，逐漸轉變成
為傳統漢人社會，是重要的歷史轉折。
其中，過去歷史被認為是台灣朝向所謂中國「內地化」發展，重要指標的歷史現
象，再進一步歷史的分析之後，可能會得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解釋。以宗族組織的建立來
看，台灣原本的漢人移民祭祀的祖先，祭祀的是原本中國大陸原鄉的祖先，也就是唐山
祖。至於另一個祭祀對象，則是祭拜來台開基祖先的開台祖祭祀，也同步發展。早先比
較富有的移民，也會返回中國大陸的原鄉祭祀，不過，漸漸的不僅開台祖的祭祀成為重
點，特別是以開基祖為始點，由派下子孫往下建構的開台祖祭祀組織，也成為台灣傳統
漢人家族形成的重要指標。開台祖祭祀組織在形式上，與中國大陸漢人宗族類似，但
是，其存立、發展的空間是台灣，是「釘根」台灣的宗族。以仍會回中國大陸祭祖的林
本源家族為例，原鄉是漳州，不過大家認知的則是板橋林本源，而且家族成員也以台灣
開台祖派下為範圍。這也意味著，台灣家族的發展已經相對地呈現「在地化」或是「土
著化」的性格。
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則是台灣菁英（士大夫）參與科舉考試，研讀儒家經典。基本
上，台灣菁英參與科舉考試，也往往意味著其出身的家族逐漸成為仕紳家族。由於參與
科舉必須熟讀經書，特別是官定的四書，因此過去有時被解釋為台灣菁英的「內地化」
或是漢文化的認同，這固然是有一定的解釋力，不過，由於科舉考試的制度設計，使得
參與科舉考試的士大夫，在籍貫上選擇了台灣，而不是移民原鄉。因為科舉考試是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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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進行選才，在台灣取得秀才資格後，無論是到福建考舉人或是到北京考進士，皆是根
據台灣籍分配的名額錄取。這種科舉考試的制度，使得台灣的仕紳家族至少在現實上，
必須放棄中國大陸的原鄉，而選取居住地台灣作為認同的對象。
當然前述的認同發展，是台灣漢人移民（及其子孫）從唐山的原鄉認同往台灣本土
認同移行的過程。這種「土著化」或是「在地化」現象的加深，和後來台灣人整體的認
同，或是與台灣作為疆域（空間）形成的共同體的認同並不一樣。不過，卻是台灣漢人
移民認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後續台灣認同的發展，則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有了新的歷史
時空條件下展開。
貳、nation形成問題：對清帝國統治區域的反思
有關台灣nation形成的歷史時空，基本上不早於日本統治時代。1895年日本帝國根據
「馬關條約」出兵準備從清帝國接收台灣時，台灣人亦展開各階層、各地區之群起抵
抗，由於相互支援抵抗外侮，形成曇花一現的我群意識。由於清國並未能在台灣建立全
面性的統治，台灣全島尚未形成共同生活圈，不要說是原住民，連漢人內部之間亦有族
群的分類意識，因此，當時的武裝抗日，基本上是一種自發性的保家衛土之戰，雖然一
時之間呈現了全階層性的、全民性的反抗，仍未能發展出全島性組織，全島的整體意識
也尚未成形。1
基本上，過去有不少論述強調1895年台灣的「民族」抵抗，而且也有部分認為此一
民族是和中國大陸的漢民族一體。因此，有必要審視中國大陸在1890年代到二十世紀初
期nationalism的發展。基本上，無論是革命派的孫文或是立憲派的梁啟超，在1895年之
後的論述，都認為清帝國統治的中國大陸地區，並沒有形成近代的nation。如果中國大陸
都沒有形成nation，台灣住民如何和中國大陸的住民形成nation的一體感，而在1895年呈
現此一民族主義的武裝抗日行動。
當時，清帝國和過去統治中國大陸的傳統帝國類似，是沒有近代國家的觀念，只有
歷代王朝的觀念，而先後王朝之間也沒有繼承的關係，以各自統治力所及的範圍為版
圖。至於其對於政治版圖的認識，也往往是前近代所謂「天下」的觀念。不僅如此，甚
至在梁啟超等人開始思考近代國家觀念之時，也才意識到：所謂傳統中國歷代王朝帝
國，直到當時為止，連國家的名稱究竟為何？也沒有清楚的認知。首先，一般通稱的
「中國」並不是一般近代國家意義下的國家名稱，此一現象就反映在當時清帝國統治下
知識份子的認同上，直到進入二十世紀初期。2以當時清帝國至日本的留學生對自己國家
的認識（不是認同）為例，對於國家的名稱認知相當歧異。縱使當時天朝體制或是朝貢
體系已經受到近代國際法的衝擊，留學生的國家認知仍然和正常國家不同。就某種意義
上，這還未必與是否認同推翻清代國的革命相關。以1907年早稻田大學畢業紀念題名錄
為例，六十二位來自清帝國的留學生，填寫的國籍仍相當「多樣」，其中十二位填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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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國」，填「支那」、「中華」或「中國」的有二十五人，另外還有二十五人不知
如何填寫。3這也顯示出：直到二十世紀初，不要說是一般的人民，縱使是留學在外的知
識份子仍有許多沒有nation的意識，對於自己國家的名稱也不確知。
如前所述，連中國大陸都還沒有形成近代nation的意識，1895年地處清帝國邊陲的台
灣，又如何可能與帝國統治的中國大陸形成一體感的nationalism，而在台灣發生近代民
族主義的「武裝抗日」。因此，1895年面對日本帝國的入侵，台灣人民基於保鄉衛土的
心情，起而與之對抗，這樣的對抗一時之間也就興起了台灣的一體感。不過，這是外在
環境變化的一時現象。伴隨著在日本帝國統治下近代建設的展開，台灣人作為「共同
體」的一體感才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參、日治時期nation形成要件的兩個面向
日治時期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在文化層面或是交通、經濟層面，提供了台灣nation形
成的可能。不過，理論的要件成立，並不意味著意識實然的產生。以下擬先簡單說明理
論的內涵，再進一步討論台灣住民認同的實然發展。
如果從理論上來看，可以先從Benedict Anderson所謂「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角度切入。日治時期之初，台灣有了一份全島性的文字的媒體，就這樣
台灣人也才擁有了Benedict Anderson所謂「想像共同體」形成的可能性。而隨著縱貫鐵
路，縱貫公路的開通，台灣內部的交通網路漸次形成，對於左派而言，這樣的另一個
nation共同體形成的可能性也逐漸的建構完成。霍布斯邦（Hobsbawn）論述民族主義
（nationalism）時，曾指出其內涵不過是十九世紀中期人們所稱的「民族原則」（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在創建民族國家的面向上，民族主義與自由、民主、經濟有明
顯的聯繫關係4。而他針對民族（nation）一詞的考察，也指出在1880年代各種大字典已
逐漸將nation定義為「轄設中央政府且轄有最高治權的國家或政治體」，或者是「該國所
轄的領土及子民，兩相結合成一整體」。
從前述兩個形成nation要件的角度切入，加上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差別性待遇，台灣
菁英與之爭取權益而主張台灣非得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在某種意義上，台灣人一體感
的意識終於形成。
肆、政治抗爭、文化運動、差別待遇與台灣住民意識的發展
以下主要擬從日治時期台灣菁英對日本統治的政治抗爭及文化運動的歷程，討論台
灣住民意識的歷史發展。
1897年台灣住民對於自己的國籍作了選擇，決定自己是否留在台灣成為日本的國
民，還是離開前往中國大陸維持清帝國人民的身分（其後也可以外僑的身分再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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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當時絕大多數的台灣住民，除了約四千五百名在國籍選擇日之前之外，選擇留在
台灣，以後成為日本國民。問題是：相對於其他十九世紀以國籍選擇的經驗，特別是領
土轉移之後住民的國籍選擇，四千五百人不到當時台灣約兩百八十萬總人口數的0.16
％。這樣的比例相對偏低，此一現象的發生，在某種意味上，或許與當時絕大多數的台
灣人對於近代國家的認同，或是對近代國家的認識，仍相當不足有關。就在絕大多數的
台灣住民選擇日本國籍之前，1896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六三法」，作為日本殖民統治台
灣的重要法依據，賦予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實施與日本內地法律規範不同的殖民地統治。
整體而言，「六三法體制」基本上就是在台灣實施特殊統治，縱使以後體制有所改變，
經過其後「三一法」乃至以內地延長主義著稱的「法三號」的修正，台灣仍持續是日本
帝國下的特殊法域，與日本本土並不相同。簡單而言，台灣人選擇了日本的國籍，日本政
府卻決定在台灣實施前述的「差別統治」，此一背景，就是台灣菁英從1910年代中葉開
始，展開反對台灣總督府統治體制運動的重要歷史時空背景。因此，政治抗爭之初，便
以廢除前述的差別統治，爭取台灣人在日本憲法保障下與日本內地人民同等的權利。
一、爭取政治權利到1920年代「民族自覺」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
如前所述，台灣人意識一開始的萌芽，與日本統治政策的差別待遇有密切關係。因
此，政治抗爭起初也是以爭取與日本「內地」同等待遇為標的。1914 年藉著同情台灣本
地人處境的板垣退助來台的機會，林獻堂等人便響應其同化的提議，正式組成「台灣同
化會」。「台灣同化會」一方面主張「台灣人」向「日本人」同化，另一方面則強調
「台灣人」應享有與「日本人」平等的權利。就前者而言，本來就是日本總督府的政
策，而林獻堂與支持「同化」的台灣本地人，所追求的則是「台灣人」地位的提高。
台灣仕紳推動「同化」背後的目的，是反對總督府的統治體制，對此，臺灣總督府
亦相當了解，因此 1915 年1月便下令強制解散。既然以夾帶方式來追求台日平等都遭到
封殺，1918 年以林獻堂為主的仕紳便明白提出撤廢「六三法」的主張。5不過連同化會
都被台灣總督府封殺，更遑論直接要求「撤廢六三法」了。因此，後續政治抗爭與台灣
人民認同論述的發展，主要以受到日本憲法保障起碼言論、結社自由的日本本土，特別
是東京作為主要場域。
值得注意的是，「撤廢六三法」，也就是「要求取消特別立法制，將台灣納入日本
的法制系統，共同接受憲法的治理。」6此一運動如果持續發展，無異於標舉了「內地延
長主義」的改革主張。因此，參與者內部就曾經為了是否以「同化主義」的精神為指導
原則而發生爭論，只是在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優先目標下，階段性地達成共識。但
是，「撤廢六三法」使台灣與日本內部法律、制度一體化，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固然無法
確保，以台灣的人口所選出的議員數，在多數決之下，是否能通過適合台灣需要，確保
台灣人的利益法律，也都不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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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第一次大戰結束不久，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主張，掀起殖民地
自決的風潮，也衝擊台灣知識界。參與政治抗爭的台灣菁英，進一步意識到台灣人整體
自我認同的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受到新思潮衝擊的台灣菁英固然沒有提出「民族自
決」的主張，但是卻已經相當程度有了台灣人作為整體的「民族自覺」。當時，倡議此
一政治抗爭運動路線變動的，主要是明治大學畢業後留在東京的林呈祿。
此時適逢日本大正民主時代，日本統治政策，也從殖民地特殊主義轉向倡議內地延
長主義。林呈祿強調三百四十萬台灣漢人住民，有特殊的民情、風俗、固有思想及文
化，質疑「大和民族用一致的制度來統治」台灣，是否合宜。而此一質疑，也直接挑戰
原本台灣菁英「撤廢六三法」運動要求台灣與日本內地體制一致的「內地延長主義」訴
求。他提倡中止撤廢六三法運動，主張以要求設置強調台灣特殊性的台灣特別議會的政
治抗爭主張作為主軸，並凸顯「台灣的特殊性」。林呈祿的意見得到林獻堂等人的支
持，使得「撤廢六三法運動」轉向，成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訴求來看，明確的以「台灣住民」為主體，尋求設
置民選議會，此一主張如果實現，台灣的住民透過選舉，選出議員，組成議會，在議會
中便可以決定台灣本身的法律，控制財政，制衡總督府。因此，後來台灣左派的反對運
動者雖然批評要求設置殖民地議會的主張，是與日本統治者妥協，在殖民地體制下謀求
有限的改革與利益。但是，對日本政府而言，此一主張卻可能隱藏了走向英國式自治領
殖民地的危險，甚至可能導致脫離日本的獨立運動，而始終予以拒絕。
以「台灣住民」為一體，追求台灣自治，在台灣人認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進展，就
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訴求而言，也是前所未見的突破。此時要求設置台灣議會，對
台灣菁英而言，不只是爭取參政權而被視為是政治問題的解決，更因為意識到台灣人與
日本人民族的差異性，而有「民族問題」層面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意識上強
調「漢人住民」，但是在法體制上，如果落實運動的主張，理論上構成殖民地體制下的
台灣議會的住民，是包括在台灣的日本「內地人」在內的。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台灣住
民概念從原本台灣島上的住民納入來台的外來殖民者。不過，這在當時台灣菁英的抗爭
脈絡中式被有意或無意忽視的。
當1926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右派分裂日漸明顯化，次年左派取得主導權，創會的
主要領導人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則脫離，籌組新的運動組織。在「台灣民黨」籌組
期間，將「台灣人」視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呼籲要實現「台灣人全體」之政治、經濟、
社會的解放。雖然沒有提出殖民地依民族自決原則獨立建國的主張，不過，日本當局還
是將其視為「民族自決」主張的偽裝，駁回「台灣民黨」的申請。7其後，台灣民眾黨申
請成立時，雖然訴求被迫軟化，但是仍維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訴求基調。
至於真正標舉民族自決建立台灣共和國主張，則是台灣共產黨。台共成立之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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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上屬於日本共產黨的「台灣民族支部」，而以台灣民族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為其訴
求。8在某種意義上，這和馬克思主義當時對「民族」的認知有關，不過，就標舉「台灣
民族」訴求的概念而言，則是台灣nation認同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近代文化的引進與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提出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里程碑。大體而言，這是一個
以批判台灣當時陳腐的漢文化、引進近代文明、以提高台灣文化，建立台灣主體文化的
運動。9日本殖民台灣基本上是以近代歐洲作為仿效的對象，透過學校教育，西方近代文
化持續引入台灣。而台灣本土菁英接觸西方近代文化之後，也有意識地引進西方近代文
化。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固然在政治層面是台灣菁英自覺的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也是
台灣文化自覺的重要里程碑。
就文化的傳承而言，以蔣渭水為代表的菁英對於傳統漢文化和台灣的關係，當然有
清楚的認知，他在《臨床講義》就指出：被稱為台灣的患者（病人），遺傳明顯具有黃
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而當時的症狀則是「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
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枉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
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虛榮、寡廉鮮恥、四肢倦怠、惰氣
滿滿、意氣消沉，了無生氣。」而對於台灣文化的出路，不是以尊崇、發展傳統漢人文
化為目標，並藉此與日本的文化對抗。相對地，他主張批判台灣當時陳腐的漢文化，積
極引進西方近代文化，以發展台灣文化，建立台台灣文化的自覺與自尊。
因此，他提出的病情診斷卻不是傳統漢文化或是儒家文化的欠缺，而是「世界文化
的低能兒」。蔣渭水指出：「臺灣人現在有病了……我診斷臺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
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痊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
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如此，必須批判台灣不良
的漢文化的內涵，引進西方近代文化並使其普及化。蔣渭水便表示：「臺灣人現在有病
了……我診斷臺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
不能痊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
療法的機關。」如此，必須批判台灣不良的漢文化的內涵，引進西方近代文化並使其普
及化。換言之，蔣渭水本人雖然具有「漢人」的認同，或是所謂「漢民族」的想像，但
是在文化運動的具體作為，則是揚棄當時台灣原有的漢文化傳統，文化認同上傾向西方
近代文明。換言之，雖然認知台灣文化與傳統漢文化有密切的傳承，但是在文化認同
上，則是選擇了與傳統漢文化區隔的西方近代文明。而要積極引進西方近代文明，並使
其普及深入民間，從台灣新文學運動往「台灣話文」運動發展，是一個重要面向。
在台灣主體性發展的過程中，文學也是重要的一環。日治時期之前，台灣舊文學只
是士大夫階級的「大傳統」文化內涵，與一般大眾沒有緊密的互動。在台灣文化協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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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1920年代，仍因為文字艱澀，不利於人民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就文化內涵看，台灣
的舊文學本來就與民國初年的中國舊文學同屬一脈，因此，和當時中國的五四運動提倡
白話文的背景相似，台灣知識份子一開始也提倡「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為改革方向。
但是此一主張若要真的落實，由於台灣人民使用的不是北京話，而是的台灣話。因此，
要「我手寫我口」，理論上就必須進一步發展出「台灣話文」運動。葉石濤所著之《台
灣文學史綱》中對「台灣話文運動」下了最好的註腳：「語文是抗日民族運動中最重要
的一環，給民眾灌輸民族意識，授以打破迷信陃習的觀念，衛生常識的培養，以改革臺
灣社會結構，促進近代化，獲得民族解放，必須依靠普及民眾的語文才行––這就是臺灣
話文的構想萌芽的基礎。」10
台灣話文運動在文學內容上，也強調書寫一般民眾的生活、感情的重要性。1930年
台灣興起了「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作家黃石輝和郭秋生倡導所謂鄉土文學，就是強
調文學應該是「只描寫『臺灣事物』的文學」：因為「既然居住在臺灣的人，大家都喝
臺灣的奶水長大，眼看耳聞都是有關臺灣本土的消息，所有經驗都來自鄉土臺灣，那麼
作家描寫臺灣事物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的任務。」鄉土文學運動與「台灣話文」有著
密切的連帶關係，因為「文學能夠激發感動廣大民眾—勞苦大眾，文學語言不能採用統
治者的語文—日文，也不能採用屬於封建地主階層的古文，也不好採用貴族化的新知識
份子提倡的白話文，而一定要使用勞苦大眾慣用的臺灣話文。」11如同黃石輝所標舉
的：「臺灣在政治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話來支配，為適
應臺灣的現實情況，建設獨立的文化」起見，不能不提倡鄉土文學。12台灣話文運動囿
於主客觀情勢，並沒有成為台灣文學的主流，但是，卻是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文化運動的
重要歷史發展。
除了前述的政治抗爭、文化運動之外，客觀環境及公共建設也是造就了台灣人共同
體意識醞釀的溫床。另一方面，日本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及被日本壓迫的
共同經驗，進一步催化促成了台灣人的一體感。最明顯的，就是透過教育體系及國家行
政體系運作所形成的「本島人」、「內地人」的差別感。日本人將所有台灣住民稱為
「本島人」，相對於來自日本「內地人」，施行差別待遇，一般而言，台灣人上公學
校，日本人上小學校，受教育都遭到區隔及不平等對待；13在民間商業活動上，台灣資
本也倍受壓迫。14不同族群的住民，除了高山族之外，在日本統治下都被一視同仁，成
為「本島人」。「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區隔，逐漸凝聚成台灣住民一體的意識，這
應該是歷史上首次出現台灣住民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雛形。
伍、戰後初期的歷史轉折
如前所述，台灣住民（people on Taiwan）的近代nationalism的認同在日治時期開始
萌芽，透過與殖民統治當局的對抗，台灣人民有了與日本人相對而存立的民族自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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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當時台灣菁英的身分認同是相當複雜的，除了極少數主張回歸中國的祖國派，和主
張殖民地民族自決獨立者外，作為日本國民位階之下，台灣人（本島人）與日本人（內
地人）的差別感是影響其身分認同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立基於前近代的血緣認同
或是文化傳承，也使不少台灣人存在「漢族」的想像認同。
整體而言，雖然構成台灣nation外在條件已經逐漸具備，但是台灣nation並未形成。
直到日治時期結束前，前近代的「漢族意識」比近代的台灣nation的意識高漲。1945年8
月日本戰敗，原本想像的「漢族」認同，迅速轉換為中國或是中華民族的「祖國」認
同。到了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此一狀況才發生明顯轉折。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影響戰後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分野的關鍵。中國nation
認同之外，與其同位階的台灣nation認同也相當程度的發展，包括廖文毅在內的海外台獨
運動者即屬於後者。1949年隨著國共內戰失利，約有一百多萬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住民來
到台灣，是台灣住民認同問題新的里程碑，對當時的新住民而言，是只有中國人認同而
沒有台灣人認同的。相對地，原本的台灣住民中縱使意識到有台灣人（本省人）與外省
人的區別，大抵上在國家位階抱持對中國或是中華民族的認同，也就出現近二十多年民
調中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認同觀；只有少數傾向台灣獨立者，可能會抱持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的認同。
隨著國民黨當局強勢推動大中國主義的教育內容，及白色恐怖的高壓統治，中國人
認同的比例逐漸增加，而只有台灣人認同者則基本上在公眾場合是「噤聲」的群體。而
前述抱持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的台灣住民，則大體上是相對多數。不過，此種認
同基本上是大中國架構下的台灣認同。和日治時期日本國民認同下的台灣人認同結構是
類似的。與日本時代不同的是，此時台灣人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人不同的概念相對淡
薄許多，台灣人是與外省人作為同位階的族群概念而存立的。
陸、台灣內部自決主張的發展
1949年以後，台灣住民自決的發展脈絡，與海外的台獨運動並不相同，固然最後住
民自決成為海內外台灣人政治運動共同主張。不過，此一住民自決的概念，是包括戰後
來自中國的移民和原本台灣住民在內及其後裔。
台灣內部最早提出住民自決者，為台灣大學教授彭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
他們意識到當時國民黨當局所抱持的「一個中國」立場，不僅對國民黨政權不利，也將
影響台灣的生存，遂於1964年起草「臺灣人民自救宣言」。「自救宣言」中，明白以
「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一中一臺」主張作為解決台灣國際定位問題的訴求，並公
開要求：以臺灣一千二百萬人民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取代蔣中正總統所領導的政權。
在此宣言中，以前述的主張為基礎，建構對外確立主權，對內追求民主憲政的三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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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提出的〈2758號決議案〉，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
繼承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國際上所謂的「一個中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台灣的生存空間遭到嚴重的擠壓。
為求取台灣自由民主改革，避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個中國」架構併吞台灣，住
民自決的主張乃有進一步的發展。1971年12月16日，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通過〈對
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反對任何國家罔顧台灣地區一千五百萬人民（當時的人口）的人
權意志，作出任何違反人權的決定，並強調台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此聲明發
表，震驚海內外，隨即獲得海外關心台灣前途的台灣鄉親熱烈的迴響，掀起海外的「台
灣人民自決運動」。
除了長老教會之外，戰後自由主義重要代表人物雷震，亦向蔣中正總統及蔣經國等
五位國民黨當局的權力核心人士提出具體的主張—〈救亡圖存獻議〉。指出為避免台灣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除了必須改國號為「中華臺灣民主國」外，並應制定新憲法，
作為一個合乎「權力分立」原則的民主憲政國家。
1977年，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進一步發表「人權宣言」。呼籲美國在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發展關係之際，能注意臺灣住民的權利。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一千七百萬住民
（當時的人口）決定」，並促請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種台灣住民自決的要求，在1970年代末期影響了黨外運動的主張。
1978年10月，「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向各候選人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作為黨
外候選人的共同政見，其內容以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作為訴求的依據。但是，在美國轉
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的代表後，面對國家的國際生存危機，黨外人士開始將
民主改革與國家走向問題結合起來，並以住民自決論思考國家的走向，12月發表的「黨
外人士國是聲明」除了延續黨外共同政見外，更進一步揭櫫「我們的目標」，首次以集
體的方式，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當時台灣住民總數）來決定。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黨外人士的訴求一度趨於保守，以「制衡」作為重點。而在
1982年9月28日，由台北市議會黨外市議員促成的「市政研討聯誼會」，再度標舉台灣的
前途應由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共同來決定後，住民自決成了黨外人士的政治訴求主軸之
一，也是直到民進黨成立，黨外人士對國家走向的核心主張。
柒、台灣認同發展的實證考察及其問題
整體而言，1980年代，國會全面改選及住民自決成為黨外運動及民進黨成立（1986
年）後的政治訴求基調。但是，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及廢除「懲
治叛亂條例」，次年修改「刑法」100條，終結了「言論叛亂」的白色恐怖，既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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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台灣人認同仍是相對多數的主張，根據1992年對二十歲以上住民的的調查占了
46.4％。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占了25.5％，而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占了17.6％。15此
後隨著台灣民主的深化，三種不同的認同中，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比率程序持續上升
的趨勢，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的比率下降趨勢最為明顯，而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
下降趨勢則較為緩慢。大抵上1995年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比率超過只是中國人的認
同，而從2001年開始拉近與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率，差距的狀態也有浮
動，在2008年超越了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率。2009年認為自己只是台灣
人的比率超過一半，2014年和2015年則在六成上下（2015年底是59％），台灣人的認同
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而2014年底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只占了3.5％，縱使加上無
反應的了3.5％，也只有了7％。根據1990年台灣人口普查，二戰大戰後來自中國大陸的
新住民及其後代占台灣總人口13％左右，因此前述台灣認同的分歧，用族群來解釋已經
明顯出現限制。也就是族群和認同的相關性，連過去一般被瞭解為最穩定的二戰大戰後
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住民及其後代的族群，也有明顯的鬆動。至於此種認同對台灣以後的
政治、社會發展會產生何種影響，則有待進一步觀察。
圖1、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布（1992～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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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政治大學選研中心的調查結果（參見圖1），認同趨勢和所謂的統獨趨勢16仍
有落差。相較於前述的認同狀況，2014年底「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再決定、永遠維持
現狀）比率最高，達59.5％。支持「盡快獨立」和「偏向獨立」比率有23.9％；支持「盡
快統一」和「偏向統一」有9.2％。17也就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32.5％中，
很明顯在現階段也不支持「偏向統一」的立場，60.6％只有台灣人認同者也有相當高的
比率不支持「偏向獨立」。就此而言，雖然或許勉強可以寬鬆地解釋，這些人認為「維
持現狀」和只有台灣人認同是相契合的。相對而言，或許台灣人認同與台灣作為主權國
家的認同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斷裂，而現實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住民的認
知中，也呈現其究竟是中國人的國家還是台灣人的國家的分歧。
就此而言，這已經不只是台灣住民自我認定的問題，就學術研究而言，有必要從國
際法及國際政治的角度切入，釐清中華民國政府的定位，或許才有助於台灣住民作合理
的選擇。
再以台灣人身分認同的部分進一步分析，在身分認同上排除了中國人的認同，在
2014年已經突破六成。而在統獨光譜的選擇上，有「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再決定、永
遠維持現狀）、「盡快獨立」和「偏向獨立」、「盡快統一」和「偏向統一」的不同選
項。換言之，實證調查時，已經將「維持現狀」與明確作為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
國家的選項做了明顯的區隔。如果將後者比較寬鬆定義為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獨立於
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的認同，可以發現前述六成有清楚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台灣住民
中，卻只有39.4％在當時支持（23.9％／60.6％）台灣應該明確作為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
的主權國家而存在。也就是縱使確認了自己的身分不是中國人的台灣人身分認同，在國
家定位的選擇上，也沒有確立對台灣作為正常化國家（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的
認同。
如果根據調查結果差距不大，由黃紀主持調查的2013年的資料，進一步對照，可能
對於此一民意取向有更清楚的瞭解。根據研究成果，縱使「如果中國大陸和台灣在經
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兩岸應該統一」，有60.8％的人反對，同一次調
查，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占了59.6％（而就文化認同而言則占了58.0％）。18另一方
面，「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大陸維持和平的關係，則台灣應該成為一
個新國家」，贊成者占65.3％；「就算台灣宣布獨立後，會引起中國大陸攻打台灣，台
灣還是應該成為一個新國家」，贊成者下降為38.9％。至於「如果台灣與大陸簽署協
定，大陸保證不攻打台灣，台灣也保證不宣布獨立」，則贊成者占68.3％。19從前述的數
據可以發現，清楚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台灣住民，只要在保證和平的狀態下，與贊成成為
一個新國家的比率是接近的。而只要保證和平，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以武力兼併台
灣，台灣也不宣布獨立的，則是支持度最高。換言之，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身分認同
的台灣住民，不支持台灣成為新國家的主要原因，是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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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對台灣動武，以台灣不宣布獨立為代價，基
本上也可以接受。
而根據前述實證的調查結果，從台灣身分認同到正常化國家認同是相關的，在某種
意義上，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比例越提高，認同台灣應該作為正常化國家，
或是贊同台灣應該成為新國家的台灣住民也會增加，只是二者之間有相當落差。造成此
一落差的主要原因，是只有台灣身分認同的台灣住民，有相當高比例不同意在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發生武裝對抗的條件下，使台灣成為新國家。相對地，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地
位仍有待釐清，甚至已經認識到台灣在中華民國現狀下無法成為國際上正常的主權國
家，加入國際組織有困難，連正式的國名也無法維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不發動
武裝攻擊，2013年的調查，不同意以台灣不宣布獨立作為代價，占了31.7％。對照前述
贊成「就算台灣宣布獨立後，會引起中國大陸攻打台灣，台灣還是應該成為一個新國
家」占38.9％來看，或許可以說，超過三成的台灣住民，至少已經具備總始有外來的武
力威脅，也應該加以抵抗，使台灣獨立作為正常化國家的認同。相對而言，贊成「如果
台灣與大陸簽署協定，大陸保證不攻打台灣，台灣也保證不宣布獨立」，占68.3％，或
許這也才可以說明2012年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占54.3％，但是「中國不動
武、台灣不獨立」仍被多數人所接受，或許這是當年總統大選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馬
英九仍然順利當選連任的原因之一。至於從台灣身分認同到正常化國家認同的進一步發
展，除了前述有關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性問題必須釐清之外，對於台灣在國際的處境是
否可以（勉強）接受，將是另一個重要的關鍵，值得國人省思。
【註釋】
1. 翁佳音，《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台北：台灣大學，1986
年），頁91-92、136-141。至於本文1945年以前的論述，主要參考我和周美里、戴寶
村合著的《台灣不是中國的》（淡水：群策會，2005年），特別是第六章（這本書是
透過編輯會議討論，2005年我在京都時，由周美里在台灣執筆，再傳給我定稿）以及
我寫的三民書局《台灣開發史》第五章。
2. 莊萬壽，《中國論》（台北：玉山社，1996年），頁18。黃遵憲說：「考地球各國，
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獨中國無之。」梁啟超：「吾人所最慚愧者，
莫如我國無國名一事。」（飲冰室全集卷六）。
3. 莊萬壽，前揭書，頁19。
4. E. Hobsbawn著，張曉華等譯，《資本主義的年代：1848-1875》（台北：麥田，1997
年），頁118。
5. 當時台灣早已實施「三一法」，只是在台灣住民看來仍是「六三法體制」，因此主張
撤廢「六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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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系出版社，1989
年），頁33-35。
7. 根據日本「本山警務局長聲明」，台灣民黨主張「解放臺灣人全體的政治、經濟、社
會的標語」，明顯有「懷抱民族自決主義之嫌」，因此，指出「…無論怎麼偽裝，像
這種違悖統治的根本方針，妨害內台和睦，標榜民族自決的結社，是絕對不會被容語
的」。參考︰〈臺灣民黨成立與被取締理由〉，收於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
（二）、政治運動》（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年），頁137-145。
8. 時第三國際決議支持、推動民族自決運動，在此背景下不僅台灣共產黨主張建立台灣
共和國，日本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也抱持此一立場，這也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會表示
支持台灣獨立的原因。
9. 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學校舉行創立總會，周桃源醫
師在會上演說：「中國雖然具有數千年的歷史。因為徒貪惰眠，遂致地位低落，成為
劣等國，臺灣也因此歸為日本的領有。世界大戰後，自由平等、民族自決的聲浪高
漲，當此際，我們同胞應該奮起直追，作為日華親善的楔子，為東洋和平盡力。」參
考︰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1992年），頁
251-253。
10.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1998年），頁25-27。
11.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頁26。
12.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頁27。
13. 周婉窈、許佩賢，〈臺灣公學校制度、教科和教科書總說〉，《臺灣風物》，第53卷
第4期，2003年12月，頁119-145；鍾清漢，《日本植民地下における台湾教育史》
（東京：多賀出版株式會社，1993年）。
14. 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1年），頁280-281、
284。
15. 以下所有調查數據引用自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日：2015年11月24日）。
16. 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圖，《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sc.nccu.edu.tw/
app/news.php?Sn=167#>（最終瀏覽日：2016年6月2日）。
17. 黃君瀚報導，〈歷史新高！政大調查；60.6％自認台灣人，23.9％挺台獨〉，
《ETtoday新聞雲》，
日：201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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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這個數據與本文的附圖稍有出入，可能與調查公布時間有關。正文資料參見陳方隅，
〈臺灣統獨的民意分布：臺獨是共識嗎？〉，《菜市場政治學》，ttp://whogovern
stw.org/2014/06/12/fangyuchen2/>（最終瀏覽日：2016年6月12日）。而在稍後王宏恩
的文章中，新的調查資料只有台灣人認同的占了60.4％。王宏恩，〈當台灣認同超過
60％，代表什麼？〉，《菜市場政治學》，overnstw.org/2014/07/25/aus
tinwang4/>（最終瀏覽日：2016年6月12日）。
19. 陳方隅，同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