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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期 2011 年 4 月
關於美國師資培育報告書《What Matters Most》的幾點評議
鄭景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李明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研究助理）
美國經濟學者 Dale Ballou 與 Michael Podgursky 從「教育市場化」的角度，批
評《什麼最重要：為美國未來而教》（What Matters Most: Teaching for America's
Future）報告書內容及其政策建議，直指該報告書的頒佈單位—教學與美國未來國
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在撰寫報告書
時，曲解、誤用了教育研究的證據。他們認為，教師素質和學生成就之間，沒有
正相關存在，因此教育經費不應該投資在師資培育上，今天只需訴諸教育市場的
運作及教學績效責任制的落實，學生的學業成就自然會被拉抬上來。本文作者
Darling-Hammond 仔細檢視該報告書所引用的教育研究證據後，發現 Ballou 與
Podgursky 對文本原旨有著「斷章取義」的理解，只呈顯自己偏好的資料，其論證
不足採信。事實上，學校教育是一個「被掠奪的市場」
（captive market）
，大部分的
家長和學童無法選擇學校和教師；正因如此，Darling-Hammond 強調，唯有建立教
師專業標準，提升師資培育的品質，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受教於好老師，才是兼顧
教育「均等」和「卓越」的政策良方。
美國政府於 1996 年頒佈了《什麼最重要：為美國未來而教》
（What Matters Most:
Teaching for America's Future）報告書，幕後的推手是「教學與美國未來國家委員
會」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以下簡稱 NCTAF）。
NCTAF 的成員，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府官員、立法委員、企業家、社區主委，
及教育專家等 26 個委員，旨在瞭解如何透過立法程序，讓孩童能夠達成高品質的
學習成果。這些委員們經過兩年的研究，在報告書中提及「教師素質」的重要性，
強調若沒有提升教學品質，而只重視課程標準、測驗、績效責任等改革，將難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另外，該報告書也提出了 22 個關於師資培育的建議，其政
策建議的確影響了許多州及學區開始立法提昇教師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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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國經濟學者 Dale Ballou 與 Michael Podgursky 在 Government Union
Review 期刊與 Chester Finn’s Thomas B. Fordham Foudation 的出版品上發表批評，
他們主要的評議有兩點：(1)反對美國政府訂定教學與師資培育標準，認為應該讓
「市場」自由選擇教師，且根據學生測驗成績的表現，來評鑑教師；(2)反對依據
學生背景差異（如種族或家長收入）提供不同的學校資源，各州政府沒有義務讓
學生擁有平等的受教權。此外，他們更批評「報告書」僅有教育局內人的看法，
而 NCTAF 誤用研究資料與發現的結果，可能因此將政府對教育的管控權力，轉移
至私人機構上。細觀之，兩人對「報告書」的批評，遍及五個層面，依序是「教
師專業的定義」、「教師效能的變項」、「師資培育制度的設計」、「教師教學知識的
內涵」
，及「教師認證制度的建立」等，而本文作者 Darling-Hammond 則重新檢視
「報告書」引用的研究證據，一一加以回應，分述如下。
一、碩士學歷並非衡量「教師專業」的唯一指標
Ballou 與 Podgursky 認為，衡量教師專業（teacher expertise）的指標，不應混
雜「教師在證照測驗上的分數」及「教學經驗」等無關變項，而是應只從「教師
的學歷」來加以判斷。兩人建議，NCTAF 應該將「提昇教師學歷至碩士」
，作為師
資培育政策上的主要建議。但 Darling-Hammond 提出下列四個論點加以反駁：
（1）碩士學歷是最好或唯一的「教師專業」指標，僅是兩人的想像，許多培育出
高品質教師的師培方案，也沒有將「碩士學歷」列為培育教師的必要考量。再者，
NCTAF 提出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建議，來提升教師素質、增進教師知能，如鼓勵
師培生在專業發展學校裡從事教學與實習，落實初任教師的輔導制度等，均沒有
要求教師必須要擁有碩士學歷。
（2）教師專業由許多知識與技能構成，包括一般知識與技能、口語能力、學科知
識等基礎涵養；有能力計畫、組織、執行複雜的教學任務；具備教學知識，且能
夠將知識轉換成學生有用的學習經驗；能夠在特定的情境下，累積和應用知識。
這些因素彼此相關，共同構成教師有效能的因素，而不能只單看教師的學歷。
（3）碩士學歷的內容差異大，如果真的要以「學歷」當作加薪的依據，該學位的
內容，必須與直接促進教師教室教學知識與技巧有關。某些碩士學程，與小學教
師的教室教學直接相關，如閱讀、特教方面的碩士班；某些碩士學程，則較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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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涉及教師的教室教學，如行政、諮商方面的碩士班。因此，把「碩士學歷」當
作一個變項，探討其與學生成就之間的關係，是有問題的。
（4）Ballou 與 Podgursky 堅信「碩士學歷」可以作為「教師效能」的指標，是因
為「碩士學歷」和其他「教師專業」的變項高度相關，而產生共線性（variable
collinearity）的效果所致，例如在教師證照測驗上，擁有高測驗分數者，常常也是
擁有碩士學歷者。
二、「教師效能」有可能大於「家庭背景」對學生成就的影響
NCTAF 在報告書中指出，教師專業的指標，對學生學業成就的解釋變異量為
40%，代表「教師素質」是影響學生成就的重要因素。Ballou 與 Podgursky 卻認為
此研究結果是「不尋常的」
，因為依 James Coleman 所言，學生的家庭背景對其學
習成就的影響，應該比較大；而且當學區差異大時，同樣的教師素質，並不能對
學生的學習產生相同的影響，因此將教育經費投資在師資培育上，無疑是一種浪
費。Darling-Hammond 引用 Fuller（1999）針對德州教師的一項研究，反駁兩人的
上述看法：Fuller 的研究發現，當控制了學生的社經地位、學區差異及教師的教學
經驗後，那些擁有合格教師證的德州教師，其學生通過德州成就測驗的比率比較
高，並和「受教於不合格教師」的學生之間，有著顯著的差異。由此可見，NCTAF
在報告書中所引用的教育研究結果，有著一定的可信度，即「教師素質」對學生
學習成就的影響力，有可能大於「家庭背景」對學生學習成就的影響。
三、五年制的師資培育，是招募優秀師資的誘因
NCTAF 對師資培育政策的建議是，師培生應該在完成四年的師資培育課程之
後，再從事為期一年的教育實習，因為研究證據顯示，越是「準備周全」的師培
生，日後進入學校職場，其「教學效能」及「留任率」會相對較高。Ballou 與 Podgursky
批評這項政策建議，因為師資培育的過程越冗長，就業市場上的優秀人才，前來
就讀師範院校的意願會越低，從而造成師資的低落；兩人一致認為，欲提升師資
素質，靠的是教育市場的機制，必須從「需求面」去著手，而不是靠「供給面」
的師資培育政策。Darling-Hammond 反對這個論點，她看到的社會現況是：美國大
學生，通常都得花上五年才畢業，而且對於那些想當老師的大學生來說，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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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實習，可以幫助他們更有信心面對未來的教學挑戰。因此，報告書所建議
的「五年制師資培育」，不失為一項招募優秀師資的誘因。
四、教師的「教學知識」
，大大影響其教學上的效能
Ballou 與 Podgursky 質疑，在一般讀寫或基本的學科能力之外，是否有其他型
態的教師投入，會和「教學效能」產生相關？兩人一致反對「建構主義」的學習
理論，所謂有效能的師資，無須在培育過程中習得一堆不管用的教學理論，唯有
能幫助學生通過學科考試（subject matter tests）的教師，才是教育市場需要的人力。
Darling-Hammond 發現，他們只從報告書引用的 92 篇文獻裡，挑選了 4 篇來做出
這樣的結論：師資培育不重要、教師的教學知識也不重要；基本上，這樣的結論
沒有參考的價值。換言之，兩人故意忽略了報告書中其他的研究證據，以符合他
們 認 為 「 智 力 及 學 科 知 識 的 重 要 性 遠 大 於 教 學 知 識 」 的 論 點 。 反 之 ，
Darling-Hammond 重新全面檢視報告書所引用的研究證據後，指出教師的「智力」
和其「教學效能」間幾乎沒有相關存在，教師的「學科知識」和「教學效能」間
的相關也很小，教師的「教學知識」才與其「教學效能」有所關聯。值得一提的
是，其他專業領域的歷史經驗顯示，隨著「從業門檻」的提高
—要求從業者提昇
一般能力和專業知識，該行業的薪資及工作條件也會同時改善；倘若今日我們用
高標準去要求師資生的能力和知識，則會有助於建立教師這一行業的專業形象，
增進教職的所得和社會地位。
五、建立教師專業標準的三個階段
Ballou 與 Podgursky 認為，沒有必要將「教學知識」納入教師證照的檢核標準，
而與其由政府管控師資培育的品質，還不如透過「市場機制」來挑選合格的教師。
但 Darling-Hammond 指出，現今「美國教學專業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所採用的標準，不但根據教學研究的結果而來，
並且和教師教學技能的表現相連結，此標準將「教學」視為學生學習的回應。NCTAF
認為，教職的專業標準，除了有助於提升教師素質及學生受教的品質，亦可保障
不利地位學生的受教機會。尤其，當貧窮學區沒有資訊去評斷何謂良好的師資時，
「標準」的設定更有其必要性。Darling-Hammond 指出，由其他專業領域可知，專
業標準的設定，會包括「認可」（accreditation）、「證照」（licensing）及「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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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ion）等三個階段。首先，專業人員先會從「國家認可」的專業學校習得
知識以通過國家測驗；其次，美國專業標準委員會所推行的「證照」考試，會確
保專業人員具有必要的知識，此考試通常會測驗特定的知識及表現，如同醫師要
能夠從病人的病歷及描述，來診斷其病情。最後，
「檢定」則是用以促使專業人員
持續獲得進階的知識與技能，同時也讓「專業學校」必須不斷吸收新知，其畢業
學生才不致被國家測驗所淘汰。
Ballou 與 Podgursky 反對「認可制」的教育專業學校，因為有著較高入學標準
的大學，通常難以被「美國師資培育認證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簡稱 NCATE）認可為合格的師培機構，且被 NCATE 認可的
師資生也沒有突出的學業表現。Darling-Hammond 回應，並不是 NCATE 只挑某些
學校認可，而是因為隨著 1980 年代的師資改革，一些學校與私人機構早就採用比
較高的師資培育標準，不能夠拿一般的入學條件相比。數據也顯示，經過 NCATE
認可的師培生在 SAT 和 ACT 測驗上，都有著較好的表現，其修習的社會科學、電
腦等科目的學分也較多，通過教師考試的比例也較高。一個州擁有高品質教師的
比例，與該州師資培育機構達到 NCATE 認證的比例高度相關。另外，當教育領域
的標準越來越嚴苛，傾向一種「表現本位」的師資培育時，可以改善目前教師低
薪的情況，從而獲得更多政府資源的挹注。基本上，落實認可制的師資培育政策，
不會如 Ballou 與 Podgursky 所言，國家將由上而下全面管控學校教育，反而會因為
中央政府能夠確保教師品質而減少管控，最後由地方來管理教育。
六、本文結論
Ballou 與 Podgursky 忽略了「教師重要性」的相關研究證據，只喊出要放寬教
師檢定的條件，卻沒有提出誘因讓更多人願意加入教職一行。證據顯示，缺乏準
備的教師，一旦進入教職，會影響其留任的承諾（commitments）、教學效能及學
生受教的權益。不過，Darling-Hammond 原則上同意兩人的這番話：「教育是一個
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或說一種『受掠奪的市場』（captive market），大部分的教育
消費者（家長和孩童），均無法選擇自己喜好的學校和教師」。正因如此，國家
有著更大的責任，在師資培育階段，就培育出一群優秀的準教師，讓每一位在學
的學生，不管階級與族群，都能夠享受到好老師的教學，如此一來，方能兼顧「均
等」與「卓越」的教育理想目標。NCTAF 現今所頒佈的《什麼最重要：為美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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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而教》報告書，正是一個最佳的起步。
導讀文章
Darling-Hammond, L. (2000).Reforming teacher preparation and licensing: Debating the
evidence. Teacher College Record Volume, 102(1), 28-56.
參考文獻
Fuller, E. J. (1999). Does teacher certification matter? A comparison of TAAS
performance in 1997 between schools with low and high percentages of certified
teacher. Austin: Dana Center.
本文引注格式（APA）
鄭景澤、李明穎（2011，4 月）。關於美國師資培育報告書《What Matters Most》
的 幾 點 評 議 。 臺 灣 師 資 培 育 電 子 報 ， 19 。 檢 索 日 期 ， 取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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