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載中. ..
PDF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也許是世紀之交的關係，2000 年以來在臺灣出版了
不少回顧歷史研究在臺灣的發展、變化的論著。除了拙
著《臺灣史學 50 年》以外，又有林滿紅、彭明輝、杜
正勝等人的著作出版。1以後，由臺灣大學當時的歷史
系主任高明士教授主持，史學界人士合力編輯了 8 冊的
《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2最近，中研
院史語所的邢義田、黃寬重教授與北京大學的鄧小南教
授，又合編了 13 冊的《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3
精選了臺灣歷史學者的重要論文。這些大部頭著作的出
版，集中展現了臺灣史學界在戰後發展的成果，而這兩
套書的編者，都是史學界的代表精英，親身經歷了這一
發展的過程，他們的觀察（集中體現在他們為叢書寫的
總序中），不但鞭辟入裡、見解精到，而且本身也可以
作為一種「史料」，值得後人揣摩、研究。
由此緣故，筆者在這裡無意重複上述著作所提供的
資訊，而是想變換一個角度，就當代（1980 年代以來）
臺灣歷史論述的特徵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做一粗淺的
勾勒，與有興趣的方家、讀者，共同討論。由於本文要
處理的是有關歷史論述的問題，而歷史論述的構建、或
者解構，往往拼合了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因此本文所引
用的論著，會自然而然地溢出常規歷史學的範圍，而採
用其它相關的材料。換言之，本文不是傳統的、或純粹
的史學史研究，而是想對當代臺灣社會的歷史意識的變
化，以及歷史研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做一個初步的觀
察和分析。
一、由公而私：從國家民族到社會生
活
如果我們將當前的臺灣與廿五年前相比較，便似乎
會有一個幾乎「天翻地覆」的感覺，因為自那時以來，
臺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都經歷了令人矚目的變化。
這一變化的主要表現，即在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瓦解和
臺灣社會民主化的蓬勃開展。從歷史論述的角度來看，
* 筆者獲得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的獎助，得以在 2006 年 1 至 4 月訪問臺灣，從事本文的研究與寫作，謹此致謝。在
臺期間，有機會與古偉瀛、邢義田、林維紅、黃俊傑、黃進興、李孝悌、傅大為、周婉窈、錢永祥、瞿宛文、顧燕翎、李
建民、祝平一、張隆志等教授進行訪談，得益匪淺。本文初稿的寫作，主要在中研院近史所完成，在此謹向該所諸多朋友
（恕不一一列名）的多種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筆者在 2006 年 4 月 7 日於國家圖書館就此題演講時，承蒙許倬雲先生撥
冗主持，對許先生及在座同仁的批評指教，在此亦申謝忱。
** 作者為美國羅文大學（Rowan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
1王晴佳，《臺灣史學 50 年：傳承、方法、趨向，1950-2000》（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林滿紅，《晚近史學與兩岸思
維》（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和杜正勝，《新史學之
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另可參看彭明輝，《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
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導言，頁 1-16。
2高明士主編，《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8 冊。
3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13 冊。
解構與重構
――近㆓㈩年來臺灣歷史意識變化的主要趨勢*
王晴佳（ ）
BIBLID 0253-2875(2006)25：4pp.13-32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這一瓦解變更了自國民政府在1949年退居臺灣以後苦
心經營的、以中國國族為中心的歷史觀。這一國族中心
的史觀，具體表現為用二元對立、黑白分明的手法，構
建「自由中國」的想像，與中國大陸的紅色政權相對
照。為此目的，國民政府幾乎動用了一切力量，在冷戰
的背景下，以戒嚴為強硬手段，盡速實施這一國族想
像。於是，臺灣的學生不但接受了一以貫之的中國史教
育，而且還必須學會以北京音為基準的「國語」交流，
由此來努力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在臺灣的影響。即使那時
的文藝政策，也被調動起來為此目的服務。那時出版的
反共小說，把中共塑造成邪惡的代表，而這一邪惡，又
通過小說中的共黨人士覬覦和佔有純潔女性身體來展
現，因此女性的身體，亦被用來襯托善與惡、美與醜的
對比，構建「自由中國」的論述。反共小說還宣揚將兒
女之間的「小愛」，服從於祖國的「大愛」。4這些將
原屬於「私領域」的愛情和身體等東西納入「公領域」
的作法，其實也是民族主義歷史論述的常見手法，在近
代各國的歷史論述中時有出現，亦在解嚴以前的臺灣歷
史、文化論述中頻頻出現。
這裡提到「公領域」的國族論述滲透入「私領域」
的狀況，一方面是想揭示威權體制的無孔不入，另一方
面也想指出，對這一威權體制的挑戰，也往往會來自一
些屬於「私領域」的關懷。譬如1970年代初由呂秀蓮
提倡的「新女性主義」，便涉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甚至男性能否下廚房的問題。當然，這一「新女性主
義」，亦有「公領域」的關懷，那就是追求臺灣女性在
受教育和就業等方面的平等地位。實際上，對於威權體
制的挑戰，往往表現在強調公民在「私領域」方面的正
當和自主的權益。1970 年代臺灣的左翼學生運動，由海
外保釣運動而引發，便牽涉到學生課外閱讀的自主和自
由的問題。那時的激進學生，便由於在私下傳閱所謂左
翼書籍而被政府拘捕。5這裡的理由很清楚，政府要想
獲取「公領域」的論述霸權，便必須也掌控公民在「私
領域」的生活。因此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會鉗制新聞自
由，解嚴以前的臺灣亦不例外。而 1980 年代作為臺灣
社會變動的開始，就是因為到了那個時代，黨外雜誌如
雨後春筍，在島上遍地開花。臺灣人在閱讀這一「私領
域」裡所獲得的自由，正是臺灣整個社會民主化和臺灣
主體意識的源頭。這裡我們沒有篇幅討論在蔣介石死
後，國民黨高層為何鬆動其威權體制的原因，但究其根
柢，顯然必須考慮那時臺灣在退出聯合國之後孤立的國
際困境。國民黨為了繼續其統治，必須在臺灣社會中尋
求其政權立足的基礎。6
但在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等方面，1980 年代並未表
現出明顯的變化。為了強調臺灣是「自由中國」的正統
代表，國民政府在遷臺以來一直努力強化中國史的教
育，有關臺灣的歷史，許多學生並無多少知識。那時學
生報考歷史學研究所，也大都想研究中國的歷史。即使
有人研究臺灣史，也主要是清朝的臺灣，因此其實也將
臺灣的歷史，視為中國史的延伸，或者是研究中國歷史
的「實驗室」。有趣的是，這些觀點的提出者，是兩位
經歷了日據時代的學者曹永和與陳紹馨。7他們提出這
些論點，固然反映了臺灣學界的實證主義風格，但也顯
示了中國歷史論述在解嚴以前的主導地位和影響。而臺
灣在戰後自己培養的新生代歷史學者，也主要以研究中
國史為志業。他們圍繞《食貨》的復刊和活動，開始冠
4趙彥寧，〈國族想像的權力邏輯：試論50年代流亡主體、公領域、與現代性之間的可能關係〉，氏著，《戴著草帽到處旅
行：性別、權力、國家》（臺北：巨流出版社，2001），頁 149-198。
5鄭鴻生，《青春之歌》，描述了臺大學生錢永祥等人活動和被捕的情形。錢永祥在回憶中也提到，他們當時的作為，是「一
種國族主義式的反對」，而這一反對，又借用了國族之外的力量。氏著，〈青春歌聲裡的低調〉，《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42（2001.6），頁 241-252，特別是頁247-248。有關1970 年代的學生運動，還可參見當事人洪三雄，《烽火杜鵑城：70 年代
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1993）。
6參見王振寰，〈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和王振寰、錢永祥，〈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臺
灣社會研究季刊》2：1（1989 年春），頁 71-116 和 20（1995.8），頁 17-56。
7參見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和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1979）。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之「食貨討論會」，以後改為「國史討論會」，有志寫
作一部多卷本的中國歷史，便是一例。8日後以提倡臺
灣歷史主體性聞名的杜正勝，在 80 年代後期為慶祝陶
希聖九秩壽辰編輯論文集時，建議以《國史釋論》為
題，而他在那時寫作的文章，也常常以「在臺灣的中國
人」自居。9
因此，我們若要追溯 1980 年代臺灣歷史意識的變
化，在歷史研究著作中，並不多見。那時對國民黨國族
論述的挑戰，似乎在思想上，有兩個淵源，一是與左翼
思想的聯繫，包括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歐美的學
生、反戰運動等等對臺灣青年知識分子直接、間接的衝
擊；二是日本社會思潮的影響。這兩者之間，又有互相
交接之處。譬如日本自 1960 年代以來，反美的社會、
學生運動接踵而至，此起彼伏，而其中左翼的思潮，又
扮演了領導的角色。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被視為美國帝
國主義的走狗，因此其大中國國族論述，亦自然被視為
保守的思想，而成為攻擊的對象。換言之，對於臺灣本
身地位和歷史的重視，在那時往往與對帝國主義的批判
相連。於是最早有關臺灣歷史的著作，如史明的《臺灣
人四百年史》和王育德的《苦悶的臺灣》，10 都首先在
日本發行，而史明的左派立場，更是為人所熟知。11 許
多到日本留學的臺灣學生，在日本期間，能讀到這些著
作，目睹日本的學生運動，在思想上產生共鳴，因此開
始思考並懷疑原先所接受的歷史教育。如臺大的中國史
教授鄭欽仁，便是一個例子。他從日本回到臺灣以後，
「不僅專注學術研究，而且重視教學與啟蒙」，並開始
參加社會活動。12 比他略早留學日本的臺大同事李永熾
和較晚的吳密察，或許都有類似的思想轉變過程。他們
以後相繼成為挑戰中國國族論述和倡導臺灣史研究的先
進人物。
左翼的社會批評，自保釣運動以後，通過出版《大
學雜誌》、《夏潮》等刊物，一直有所持續。而 70年
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對「現代詩」的批評以及後來展
開的「鄉土文學」論戰，都以批判西方文化以及西方帝
國主義為出發，轉而訴諸民族主義的關懷。譬如陳映
真、尉天驄、王拓等人對「現代詩」的批評，就是因為
現代詩的寫作，企圖直接與西方文化交接，排斥、輕
視、甚至無視中國文化的傳統。這些批評和討論，引發
了對文化認同的思考。不過就總體傾向而言，那時的民
族主義的認識，仍然以中國國族為中心。左翼人士的批
評矛頭，主要針對的是國民黨的國族論述與西方帝國主
義之間的從屬關係。他們希圖繼承五四的反帝傳統，並
挖掘五四對臺灣文壇的影響，並進而研究日據時代臺灣
的本土作家。易言之，左翼人士的文化批評，目的是尋
求一種不同於或對立於官方的民族主義的論述。
西方研究中東歷史的專家Bernard Lewis曾指出，
歷史寫作無非有三種形式，「記憶的歷史」（Remem-
bered History）、「重現的歷史」（Recovered History）
和「發明的歷史」（Invented History），後兩者或者是
已經被遺忘、或者本來並不成系統但為後人所構建而
成。13 如果在 1980 年代，官方的國族論述是一種「記
憶的歷史」，為了與之抗衡，左翼人士便希求一種被遺
忘的歷史，並將之「重現」。他們轉向鄉土，並進而發
掘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特別是左翼文學，正是因為在
官方的歷史記憶中，這些鄉土和左翼文化不是被掩蓋、
就是被遺忘了。而相對於國民黨從大陸移植到臺灣的中
國文化，臺灣當地的文化自然就是本土文化。這一本土
文化在日據時代如何延續並與大陸文化變化之間的聯
繫，便成為他們關注的熱點。14
由上可見，在這一維護和重現歷史論述的爭鬥中，
8參王晴佳，《臺灣史學 50 年》，頁 129-138。
9此處據杜正勝的史語所同事邢義田在 2006 年 2 月 25 日的回憶。杜正勝的「在臺灣的中國人」的說法，參見氏著，《歷史的
再生》（臺北：社會大學，1989）。
10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臺北：蓬島文化公司，1980）；王育德，《苦悶的臺灣》（臺北：自立晚報社，1979）。
11 日本學術界的左翼傾向，由來有自，在 1930 年代便以反帝國主義的形式出現，如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台》
（1934），便是一個顯例。以後又有臺共領導人、流亡日本的蕭友山在1946年用日文寫作的《台解放運動 回顧》（東
京： 溪書舍，1971）。史明的著作，便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12 參見《鄭欽仁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訪問者薛化元、潘光哲、劉季倫，頁 63。
13 BernardLew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 11-12。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海外（日本和歐美）的影響不可忽視。1988 年，一群左
翼傾向的學者創辦《臺灣社會研究季刊》，其中不少是
甫從海外學成歸來的年輕學者。15 臺灣史學界的變化，
亦與西方文化的影響，息息相關。在戰後的幾十年中，
由於冷戰的持續，中國大陸的封閉，使得臺灣成為西方
學者研究中國的基地，臺灣與國外學者的交流，因此也
十分頻繁。因此從1960 年代以來，臺灣史學界與西方
史學界，便保持一種幾乎同步的互動。1960年代中期以
後，在西方史學界社會史、或社會科學史研究的影響
下，臺灣史學界中亦興起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熱潮，便是
一例。而到了 1980 年代，由法國年鑑學派中間出現的
文化史，亦主導了臺灣史學的新趨向。與前一時期一
樣，留學歐美的學者在溝通臺灣和西方史學的過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89 年留學法國的梁其姿等人編譯
出版了《年鑑史學論文集》，16 引起了臺灣史學界的高
度重視。1990 年《新史學》的創刊，便體現了臺灣學者
希圖借鑒年鑑學派的歷史研究方法，在原來的社會經濟
史的基礎上，重現定位和出發的意向。杜正勝在《新史
學》發刊詞中指出了年鑑學派作為一種「新史學」對西
方傳統史學的衝擊。他希望《新史學》的創辦能與「海
內外所有史學同志一起攜手，共同創造21 世紀中國的
新史學」。17
其實年鑑學派的影響，還不僅在於為臺灣史學界的
推陳出新提供了一個榜樣，而且還直接啟發了歷史研究
新領域的開發。杜正勝在 1992 年發表的〈什麼是新社
會史？〉一文中，具體提出了創造「新史學」的方案，
其中再次提到年鑑學派，還用年鑑學派的創始人之一、
法國史家布洛克的《封建社會》為例子，說明「新史
學」如何開拓「人民生活為主體」的歷史研究。這一研
究的目的，如杜所言，是為了對歷史做全體的考察，掌
握一個「社會的特質」。他所用的「全史」，亦由年鑑
學派所提出，也即「全體史」（Histoire Totale）。18 值
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期上，由杜正勝在史語所的同事、
留美歸來的蒲慕州寫的〈西方近年來的生活史研究〉一
文，其中提到，西方學者的生活史研究，集中表現在兩
種形式：「日常生活史」和文化史，著重「生活情態後
面的心理與文化因素」，而生活史的主要方面，可以
「用生老病死、成長、結婚這一串與人的生命有直接關
係的概念來涵蓋」。19 這一概括，也正是杜正勝所勾勒
的「新社會史」的主要內容。在〈什麼是新社會史？〉
的文章中，杜列出了一份長長的研究題目，共有 12 項：
1.生態資源；2.產業經營；3. 日用生活；4. 親族人
倫；5. 身分角色；6.社群聚落；7. 生活方式；8.藝文
娛樂；9.生活禮儀；10. 信仰宜忌；11.生命體認；12.
人生追求。在這其中，顯然日常生活的部分，佔了重要
的位置。當然，這些領域的具體設定，沒有完全根據西
14 那時參加了「鄉土文學論戰」的陳映真和以後編輯左翼刊物《夏潮》的蘇慶黎等人，都認為從左翼反帝的立場出發，研究
日據時代的臺灣本土作家，是一個自然的發展。見郭紀舟對他們的訪談，郭紀舟，《70 年代臺灣左翼運動》（臺北：海峽
學術出版社，1999），頁 469、499。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一興趣仍在持續，如較早由學術界而加入黨外活動並以後在民進黨
中十分活躍的陳芳明，就一直研究日據時代臺灣左翼文學，如氏著，《楊逵的文學生涯：先驅先覺的臺灣良心》（臺北：
前衛出版社，1988）和《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史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當然陳芳明在 1990 年代以後，一般人
已不再視他為左翼人士了。
15 傅大為在回臺任教前夕，便與同樣留學美國的柯志明等一同考慮創辦臺社，他那時的想法是在臺灣辦一個像
這樣的左翼批評刊物。氏著，〈我與「臺社」十年〉，《臺灣文藝（新生版）》10
（2003），頁 50-55，並據筆者與傅於 2006 年 3 月 15 日在新竹清華大學的訪談。
16 梁其姿等編譯，《年鑑史學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17 杜正勝，〈發刊詞〉，《新史學》創刊號（1990.3），頁 1-4。邢義田回憶道，杜正勝等人在1990年代討論開拓「新社會
史」時，「十分推崇」年鑑學派的治史風格。氏著，〈變與不變：一個史語所歷史學徒的省思〉，《當代》200（2004.4），
頁65。
18 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4（1992.2），頁 95-116。順便提到，布洛克的《史家的技藝》，那時已由
周婉窈譯出在 1989 年由遠流出版。
19 蒲慕州，〈西方近年來的生活史研究〉，《新史學》3：4（1992.2），頁 139-154。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方的參照系，而是結合了杜正勝本人的治史經驗和興
趣。20
從政治外交史到社會生活史，也就是將史家的注意
力由「公領域」轉向「私領域」，因為由蒲慕州和杜正
勝所開出的研究項目，大都涉及人們的私人生活，包括
家庭關係、疾病衛生、宗教信仰等方面。這些領域的開
拓，展現了一個新的歷史觀，與以前形成明顯的對照。
舉例而言，19 世紀進化史觀的主要人物、社會達爾文
主義的倡導者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曾對史家提出
一個問題，如果史家的鄰居家的貓產子，是否值得史家
為此記錄。他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為斯賓塞認為史
家的任務，是勾勒歷史演化的大趨勢。中國的梁啟超在
20 世紀初引進進化史觀的時候，也以此為例，提出「鄰
貓生子」的問題，不值得史家記錄。21 但從1990 年代
以來臺灣史學的發展來看，這一看來有清楚答案的問
題，也許可以重新考慮，因為目前不少臺灣史家所從事
的研究，至少從表面上看，與社會現實和歷史趨勢，沒
有直接的關聯，當然他們還沒有將題目做到「鄰貓生
子」的地步。有關臺灣史學界最近的研究趨勢，我們將
在下一節再具體舉例討論。
歷史進化的觀念，主要開始流行於19世紀下半葉
的西方學界。由於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全球範圍
的順利擴張，以及西方本土工業化的顯著成功，使得西
方人認為他們的文明代表了人類歷史的前途。西方向其
他地區擴張、殖民，是一種文明的輸出。有趣的是，當
時也有不少非西方人士認同這一主張，如日本的福澤諭
吉便認為西方代表的是「文明」，而中國和日本的文
明，還僅處於「半開化」的狀態。中國的康有為和梁啟
超也有類似的主張。22 但一次大戰的爆發，使得不少西
方人對這一歷史進化論產生了不少懷疑。同樣梁啟超在
戰後訪問歐洲，在思想上產生了明顯的變化，也為許多
人所熟知。但應該說，這一歷史進化的觀念，雖然受到
懷疑，但仍然根深蒂固，在戰後由於冷戰局面的形成，
又開始佔據歷史論述的主流，其主要表現是現代化理論
的流行。這一現代化的理論模式，建立於這樣一個前
提，也即現代化的正常開展，必然導致民主制的建立。
由此「目的論」（Teleology）的立場反觀現代歷史，德
國、日本等發動世界大戰，就是因為其現代化沒有走上
正常的軌道。而第三世界國家的落後，更是由於其本土
傳統的阻礙。
現代化理論對臺灣學術界歷史論述的影響，大致表
現在兩個方面，一是 1950年代末「新儒家」牟宗三、
唐君毅等人致力從儒家傳統中，開發中國文化內部的
「現代化」因素；二是史學界人士從美國的中國史家費
正清的「挑戰與回應」的論點出發，研究中國近代歷史
的變化。兩者在 1970年代以後，由於臺灣經濟的蓬勃
發展和所謂「亞洲四小龍」的出現，都有了明顯的發
展。前者由美國華裔學者杜維明、成中英和香港的劉述
先、金耀基等領頭，提出東亞社會工業化的順利進行，
已經為儒家文化的「第三期」發展，創造了條件。這一
論點在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
響。後者則主要以中研院近史所所開展的「中國現代化
區域研究計畫」為代表，集中比較分析中國各省現代化
的歷史經驗。另外，在社會科學界，楊國樞、文崇一等
人研究倡導「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的課題，
具體分析中國人的心理特質和思維模式，以檢驗現代社
會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建立的可能。這一研究，與史學界
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交相呼應，也表現了一種
以現代化理論模式解釋中國和臺灣社會和歷史的企圖。
以上可以看出，現代化理論為主導的歷史論述，以
臺灣是中國文化的延伸、或臺灣是中國文化的實驗室為
前提。杜維明在 1990 年代提出的「文化中國」概念，
就是一個顯例。他指出雖然臺灣、香港、新加坡等地在
地理上處於中國的邊緣地帶，但它們不僅可以代表中國
文化，而且還能影響中國內地的文化發展。不過，他的
這一信心，卻漸漸不為臺灣的學者所分享，因為在國際
20 同註18，頁 99-105。
21 梁啟超，〈新史學〉，《梁啟超史學論著三種》（香港：三聯書店，1980），頁 7。斯賓塞的說法，由浮田和民《史學通
論》（東京：東京專門學校講義，1898）首先介紹，見該書頁 19。
22 潘光哲有長文探討「現代化理論」在中國的流行和對歷史書寫的影響，氏著，〈想像「現代化」──1930 年代中國思想界
的一個剖析〉，《新史學》16：1（2005.3），頁 85-124。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舞臺上，臺灣已經不再被視為中國的代表。譬如臺灣學
生留學外國，便無法自稱自己是中國人，因為那時已經
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而在校方眼裡，這些人才
是真正的中國人。而臺灣人中，也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
尋求自己的認同。杜維明1995年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講
中，就承認他的「文化中國」說在臺灣沒有引起多少回
響。23 但應該說，至少在臺灣的歷史學界，尋求自我認
同的過程，在那時還剛剛開始。杜正勝承認，他與史學
界同仁創辦《新史學》的 1990 年和兩年後寫作《古代
社會與國家》的時候，都把「臺灣的改變，也放在中國
格局中或對中國的效用來看」。24
但是在史學界之外，對於臺灣歷史定位的討論、進
而對用現代化理論架構考察中國和臺灣歷史的批評，已
經開始了。上面已經提到，左翼刊物自1970 年代以來，
就已經提倡對日據時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如《夏潮》
在1978年便出現了「臺灣史料選讀」的專欄，由林載
爵主筆介紹了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
會設置請願運動」、「新臺灣聯盟」和「社會問題研究
會」。25 1988 年《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出版，是臺
灣左翼刊物的一種繼續。該刊的〈發刊詞〉指出，現代
化理論為主導的歷史論述，體現的是「外來理論的套
用」，於是指出「這些學術觀點所主導之探討是否能充
分而恰當地掌握臺灣發展之特殊而具體的歷史結構特
質，逐漸受到嚴厲的考驗」。而該刊創刊的目的，是想
「自臺灣社會的現實出發，從歷史的結構的角度，對我
們的社會進行深入而全面的調查研究，自我批判地去追
問『我們是什麼』這個有著倫理實踐意涵的問題」。顯
然，雖然臺灣社會研究社「簡稱『臺社』」的同仁，許
多不是歷史學家，但他們所思考的，卻是臺灣歷史論述
的問題，並希圖以認同，也即「我們是什麼」的問題為
中心來加以探索、討論。
從《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最初幾年的內容來看，臺
社同仁對於臺灣歷史論述的重構，似乎主要體現在四個
方面：1.分析、探究臺灣現狀的發生和發展；2.繼續
研究、評價日據時代臺灣的文學；3. 批判現代化理論
及其歷史論述；4. 借助和運用新的理論（西方馬克思
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等）來剖析臺
灣當代的社會現象。這四個方面的文章，在發表時間上
有些先後。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創刊號，就主要
針對以現代化理論為架構而對臺灣的現狀所做的分析，
其重點是批評經濟學的「依賴理論」和哲學界的新儒家
文化發展的解釋。這些重點在以後的幾期中，都有更深
入的闡發。如該年第2、3期合刊以臺灣的都市發展為
主題，探究「發展理論」的解釋空間和臺灣工業化、城
市化的特性。而第4期則以批評新儒家的歷史論述為主
題，審視戰後臺灣的文化發展並尋求對之作出新的、批
判性的解釋。如陳忠信在〈新儒家「民主開出論」的檢
討〉一文中，將牟宗三的「新外王開出論」，與黑格爾
的歷史哲學相比較，認為兩者都體現了一種歷史目的
論，或「取的是『歷史之精神發展觀』的目的論式進
路」。具體言之，牟宗三認為「民主、科學等新外王可
以『開出來』，這是因為民主、科學是心性主體的內在
要求，是一種歷史目標」。換言之，牟宗三以今律古，
而陳忠信則指出，真實的歷史，則要複雜、曖昧得多。26
其實，那時的有些臺灣史家也已模糊感覺到，現代
化的理論模式，往往將歷史的進程做化約式的解釋，而
造成與歷史的脈動扞格不入的狀況。1990 年中研院近史
所舉行「中國現代化研討會」，為該所實行的「現代化
23 見杜維明的演講 http://www.booker.com.cn/big5/paper170/1/class017000001/hwz156452.htm。
24 杜正勝，〈到「臺灣」之路〉，氏著《走過關鍵十年‧政治憂思》（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 156。另，《古代社會
與國家》（臺北：允晨出版社，1992）。
25 參郭紀舟，《70 年代臺灣左翼運動》（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頁 108。《夏潮》總編輯蘇慶黎在同年的一次訪談
中說道：「至於臺灣史，我認為不只要談，而且要研究怎樣談、怎樣看的問題。」同前書，頁 90。
26 陳忠信，〈新儒家「民主開出論」的檢討：認識論層次的批判〉，《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4（1988 冬），頁 101-138，引
語見頁126、132。牟宗三的弟子李明輝對陳忠信的批評提出反駁，見氏著，〈歷史與目的：評陳忠信先生的「新儒家『民
主開出論』的檢討」一文〉，《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1（1990 春），頁 195-213。以後該刊發表美國的中國史家 Benjamin
Elman，〈中國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討論的意見〉一文，繼續對現代化理論的「目的論」史觀和新儒家的文化解釋進
行了批評，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2（1992.5），頁 1-25。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區域研究計畫」作一總結。近史所的沈松僑（後來亦成
為臺社成員）在會議綜述裡指出，在近史所同仁執行研
究計畫的時候，「深刻感受到此一理論（現代化理論）
架構解釋效力的重大局限」，並指出將來「不能不在舊
有格式之外，別覓蹊徑，以開生面」。27 這一觀察，既
反映了該所同仁的意見，更體現了沈松僑本人對於現代
化理論的批判意識。這一會議的召開，與《新史學》的
創辦（沈松僑亦是創始人物之一）及其提倡社會生活
史，正好是同一年，所以我們可以將兩者聯繫起來看，
也即史學界新一代的研究興趣由「公」而「私」，轉而
研究社會生活史，是以現代化理論在 1990 年代臺灣學
術界的式微為背景的。
二、觀微見著，抑或「小的就是美的」
1990 年代臺灣史學界研究興趣的轉向，還是可以從
中研院近史所舉辦的學術會議中，看出端倪。1990 年的
「中國現代化研討會」，為該所的「現代化區域研究計
畫」做了一個總結。兩年後，該所與美國的劉廣京和曼
蘇恩（Susan Mann）教授合作，召開了「近世家族與政
治比較歷史」的國際研討會，將對家族和婦女的研究，
引入了歷史研究的殿堂。28 這也是臺灣婦女史研究者首
次大規模地在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會議之後，該所又
與曼蘇恩教授合作，成立了「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
畫」。29 當然，在這之前，臺灣已經有學者開始從事婦
女史的研究。1975 年近史所的張玉法與任教美國的李又
寧教授合作，利用和整理哥倫比亞大學的材料，出版了
《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977 年，同樣有留學、任
教美國背景的鮑家麟教授，在臺大首次開設了婦女史的
課程。由此可見，臺灣的婦女史研究，有一種「移植」
西方學術、文化的傾向。其實，這一「移植」的傾向，
不但顯現在婦女史的研究中，而且也可以解釋臺灣婦運
和婦女研究在 1970 年代以後的發展。30 也許由於是一
種文化上的「移植」，因此臺灣的婦女史研究，起初並
沒有多少質疑現有歷史論述架構的意圖。譬如李又寧教
授嘗言，她之所以蒐集中國婦女史的資料，「是為歷
史，而非為婦女」。31 換言之，婦女史研究的開展，與
現有的歷史論述架構之間，沒有本質的衝突。
不過婦女史的開展本身，還是體現了臺灣歷史研究
架構的某種轉向，因為從研究國家民族到注意家庭組
織、兩性關係和婦女地位，已經表現出一種歷史意識的
潛在變化。這一變化，也在婦女史研究中，有所表現。
起初的婦女史研究，比較側重發掘精英婦女，也即與國
家民族有關的婦女人士，就是研究婦女和家庭，也比較
注重歷史上的世族聯姻，「其目的不在探究婦女（或夫
婦）的婚姻生活，而在彰顯世族之間藉婚配鞏固其政
治、社會和經濟力量的實況，『婦女』本身並未成為研
究者關注的重點」。32 但是，從當前的趨向來看，婦女
史的研究已不再處於一種依附的地位，而是有其自身關
心的重點，譬如生育文化、婦女的文學創作和婦女的宗
教行為等等。由此，婦女史的研究者開始提出諸如「超
越父系家族的藩籬」，婦女史研究應該「補充歷史，抑
或改寫歷史」以及如何「破壞傳統」的問題。33
其實在尋求婦女史研究的自主性和通過婦女史的研
27 沈松僑，〈現代化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現代化研討會」紀要〉，《新史學》2：1（1991.3），頁 115-129，引語見頁 117。
28 史語所的黃寬重、柳立言此時也已從事家族史的研究，在 1990 年代以後出版一系列論著。
29 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1996.8），頁 207-319。那次會議，
幾乎集中了許多自那時以來活躍於美國中國婦女史研究領域的人士，其論文發表數量，超過了臺灣本地的婦女史研究論文。
30 參見顧燕翎，〈從移植到生根：婦女研究在臺灣（1985-1995）〉，《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1996.8），頁 241-268。
31 參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臺灣地區「中國婦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學》7：2（1996.6），頁 140，
註1。李還提到，這一「為歷史，而非為婦女」的想法，也為張玉法所認同。
32 同上註，頁 143。這一研究精英婦女的傾向，可以從張玉法、李又寧和鮑家麟編的婦女史研究論文集中，找到清楚的線索。
見張玉法、李又寧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一集和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1988）和鮑家麟編，《中國婦女
史論集》、《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臺北：稻鄉出版社「重印」，1988、1991）。
33 同上註。李貞德有關婦女史研究中歷史意識的討論，還見氏著，〈傑出女性、性別與歷史研究〉，王雅各主編，《性屬關
係（下）：性別與文化、再現》（臺北：心理出版社，1999），頁 3-15。游鑑明，〈是補充歷史抑或改寫歷史？近廿五年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究而「破壞傳統」和「改寫歷史」之間，不但存在某種
距離，甚至還有一種張力。為了突出婦女史研究的自主
性，就必須研究那些屬於獨特婦女生活的歷史現象。對
於這些現象的研究，自然豐富了我們的歷史知識，但這
些新的歷史知識，是否會有助與顛覆已有的歷史觀念，
達到改寫歷史的目的，則是所有婦女史研究者所面臨的
挑戰。《新史學》在 1996年第4期出版了一個「女性
史專號」，由李貞德等人編輯，其中發表了有關「婦人
媚道」、漢代婦女名字，六朝時代「女性人鬼」和近代
中國女子體育觀的文章，可以說是涵蓋了古今，而且題
材都比較新穎，很多屬於開拓之作。這些研究，都從不
同的方面和在不同的程度上，補充了原有的歷史知識。
如李建民通過對「婦人媚道」的研究，力圖探究漢代家
庭中隱秘的性生活，以此來分析那時的兩性關係。而劉
增貴對漢代婦女名字的研究，揭示那時的兩性角色，已
經有「男性主外」、「女性主內」的區別。林富士對六
朝時期「女性人鬼」的研究，試圖更進一步來展示六朝
時期的婦女地位和漢代之間的差異，不過他並沒有對此
特別加以概括總結。游鑑明對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的研
究，指出這些主張女子從事體育運動的論述，雖然有女
性意識，但根本目的仍是強國保種，未脫民族主義思想
的藩籬。34 由上可見，這些研究沒有特意去顛覆已有的
歷史認知。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這些作法，似乎是反映了臺灣
歷史研究者的共識。在同期的刊物上，還有周婉窈寫的
一篇評論文章，討論有關清代文人史震林（1693-1779）
筆下一位名叫賀雙卿的女才子的研究論著。在評論的最
後，周婉窈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賀雙卿研究的學
術意義何在」？她的回答是，這一研究，圍繞史震林這
些自外於主流文化的邊緣文人，「多少能幫助我們了解
這個社會階層」以及清代的兩性社會關係。她在文中並
且運用西方的性別理論，對此作了一些猜測性的討論。
但在最後，周的筆鋒一轉，認為這些理論，提出了對歷
史研究的一種「挑戰」，而「我們若想護衛歷史學的基
本訓練（如文獻研究、背景分析等），就應該勇於應
戰」。應戰的方法，就是「透過紮實的『實證主義』的
考證功夫與開放的詮釋視野」，方能使歷史學「峰迴路
轉，柳暗花明」。這裡的表述，隱含一種將理論構建和
歷史研究相互對立的傾向。35
歷史學家與理論分析、建構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說
是由來已久，而且中外皆然。孔子有「訴諸空言不如見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名言，而德國的近代史家蘭
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也以一句「如實
直書」而名世。中國近代的傅斯年（1896-1950），更將
民國初年的「史料學派」帶到臺灣，於是「上窮碧落下
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便長期成為臺灣歷史系師生
學史、治史的座右銘，其流風餘韻，至今顯然猶存。36
但應該指出的是，無論是蘭克的「如實直書」，還是傅
斯年的「史學即是史料學」，都有一個現成的、那時認
為不言自明的歷史解釋框架，那便是民族主義的目的論
史觀。既然有此史觀存在，史家的任務便只是尋找材
料，以填補空白來重建過去了。但正如本文上節所
述，這一史觀已經在當代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難以為
繼了。37 於是歷史研究者如何在研究中，尋求理論層次
的昇華、提煉，便成為當代社會中歷史研究自我價值建
立之基礎和必須。
其實，臺灣的婦女史研究者，對此亦有認識。李貞
德在1996年撰文，提出婦女如何「超越父系家族的藩
來臺灣地區的近代中國與臺灣婦女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3（2005.12），頁 68。林維紅、張斐怡，〈破壞
傳統？──臺灣的婦女史研究〉（未刊稿）。
34 見李建民，〈「婦人媚道」考〉；劉增貴，〈漢代婦女的名字〉；林富士，〈六朝時期民間社會所祀「女性人鬼」初探〉
和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新史學》7：4（1996.12），頁 1-32；33-94；95-118；119-158。
35 周婉窈，〈綃山傳奇──賀雙卿研究之檢討與展望〉，《新史學》7：4（1996.12），頁 159-197，引語見頁 194-195。在李貞
德、梁其姿主編的《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婦女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卷中，該文亦收
入其內，可見周婉窈的觀點，至今仍有代表性。見書中頁 265-291。
36 在中研院史語所建所 75 週年之際，現任所長王汎森指出，傅斯年強調通過新史料的開拓來展開歷史研究的設想，仍未過
時。參見氏著，〈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論衡》11（2004.9），頁 1-12。
37 參見方志強，〈「進步」的理念──20 世紀的挑戰〉，《新史學》12：2（2001.6），頁 131-172。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籬」，在文章的結尾，她指出有此提法，是「嘗試彰顯
史學研究與現實社會互動的可能性」，雖然「距離『超
越』大概還有一段時間」。38 游鑑明 2005 年提出婦女
史研究是否可能「改寫歷史」，就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
史家在研究中，如何探尋、思考合適的問題意識，而目
前的狀況是，臺灣婦女史研究中「有的論著不刻意凸顯
問題或不認為自己提出的問題值得發揮，因此有可能改
變歷史研究方向的一些概念便被湮沒；有的論著則是看
不出問題所在」。而後者的出現，多半與歷史研究強調
史料整理和爬梳的傳統有關。39 因此，游鑑明也感覺到
史料與理論之間的緊張關係。不過，最近的一些婦女史
的研究，似乎有些改變。如東吳大學的劉靜貞從孟姜女
故事的流傳，看到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和公／
私、情／義之間的衝突糾葛。游鑑明也試圖從20 世紀
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中，提出有關公與私、
家與國、中與西之間多重互動的諸多問題。40
臺灣史學界婦女史的研究，集合了中研院三個歷史
研究所和文哲所的研究人員並匯合各大學有關教師的參
與。但就婦女史的教學來看，尚沒有走入常規。除了臺
灣大學的林維紅、臺灣師大的林麗月和東吳大學的劉靜
貞經常開設婦女史、婦女研究的課程以外，其他大學的
婦女史課程，主要由中研院人員兼課講授，因此婦女史
的課程，並不固定。41 但作為跨學科的婦女研究，則在
許多大學都存在。中央大學何春蕤領頭的「性別研究
室」，以其激進的立場，最為引人注目。上面已經提
到，中研院近史所在 1992 年之後，曾開展「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計畫」，也定期出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
究》雜誌，成為臺灣刊登婦女史研究的主要園地。不
過，如果將這一計畫與該所以前的「現代化區域研究計
畫」相比較，則在聲勢上明顯表現不如。42 這裡的原
因，並不在於婦女史研究的吸引力本身，而是臺灣學術
界在 1990 年代以來的變化所致。中研院作為臺灣最高
的學術機構，長期以來承襲了傅斯年建立歷史語言研究
所的傳統，在用人的時候，由研究院的現職人員從優秀
大學生中間根據所內的需要選拔。以前在大陸的時候，
史語所與北大、清華之間，就有這樣一種協作關係，不
少優秀的畢業生，便為傅斯年所聘到史語所工作，協助
前輩學者，並從中受益，逐漸成長。43 這種風氣和傳
統，在中研院搬來臺灣以後，仍然得以繼續。譬如近史
所在開展「現代化區域研究計畫」的時候，所有的人員
都參與其內。為此需要，也有一批新人加盟。易言之，
新人員的聘用，所內的領導和前輩有許多發言權。新進
人員也自然像學徒一樣，在前輩的指引下，亦步亦趨。
但是，隨著臺灣民主化的深入和西方學術制度的影
響，這一傳統在 1980 年代以後，開始逐步有了改變。
新人員的聘用，無法由所內領導和前輩決定，而是必須
經過嚴格的公開招聘和報名申請的程序。對於申請人的
鑑定，也常常依靠院外專家的評審。而且，在 1990 年
代晚期以後，史語所和近史所都撤銷了原來的分組，而
由所內人員根據興趣自行組織「研究群」。於是，兩個
所和後來成立的臺灣史研究所的招聘過程，顯得更加自
由，幾乎不太照顧所裡研究計畫的需要（其實也已經很
少有整體的計畫），而多看申請人本身的實力和所裡同
仁民主投票的結果。如此一來，研究人員的興趣，便顯
得有些五花八門，甚至原來史語所專門研究明清以前的
歷史和近史所負責明清以後的歷史的傳統，也已被徹底
打破。譬如史語所的現任所長王汎森，便以明清思想文
化史、甚至民國思想史見長，而近史所的人員中，也有
38 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臺灣地區「中國婦女史研究」（1945-1995）〉，前揭文，頁 157。
39 游鑑明，〈是補充歷史抑或改寫歷史？近廿五年來臺灣地區的近代中國與臺灣婦女史研究〉，前揭文，頁 96。
40 劉靜貞，〈依違於私情與公義之間──孟姜女故事流轉探析〉和游鑑明，〈千山我獨行？20 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
的言論〉，見《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婦女與社會》，頁 207-229；421-472。
41 參見彭明輝的〈臺灣地區的歷史研究機構與歷史系課程（1945-2000）〉，氏著，《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頁 113-150。不
過彭幾乎沒有提到婦女史的授課情況。
42 游鑑明提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刊物，由於財政的問題，一度幾乎無法繼續，幸得私人的慷慨幫助，才得以維持
至今。氏著，〈是補充歷史抑或改寫歷史？近廿五年來臺灣地區的近代中國與臺灣婦女史研究〉，前揭文，頁 68，註2。
43 參《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下
冊。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一些研究明清史的學者。從目前的狀況來看，史語所的
人員主要研究 19 世紀以前的歷史，而近史所的人員則
主要從事19 世紀和以後的歷史的研究，但其中也有不
少重疊。44 唯一的例外是，近年史語所為提倡世界史的
研究，有計劃地引進了幾位研究世界史的人員。
因此，如果說戰後歷史研究的整體趨向，是「自下
而上」地觀察歷史，那麼臺灣近年的歷史研究機構的設
置和人員的培養，也拋棄了原來的整體規劃，而代之以
研究人員「自下而上」地選擇課題，或者組合、或者單
獨地從事研究。余英時先生在觀察近年史學界的發展
時，曾借用《舊約‧士師記》的話來形容：「那時以色
列中沒有國王，各人任意而行。」他也用《周易‧乾
卦》爻辭「群龍無首」來比喻。有趣的是，杜正勝在
1997年描述臺灣醫療史的發展時，也借用余先生的這些
比喻，顯示他也認為臺灣史學界的發展狀態，與此類
似。45 其實，學術團體和研究計畫的解構，反映的是歷
史觀念、歷史意識的解構。於是張玉法批評說：臺灣史
學界的同仁，喜歡研究專題性的著作，「通論性的著作
很少受到肯定」。「大部分的史學家都寫描述式的歷史
（DescriptiveHistory），並不建構大的解釋體系」。46
這一「見樹不見林」狀況的形成，既反映了「史料學
派」的影響，又和臺灣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獎勵方法及中
研院和大學升等的鑑定程序不無關係。47
因此當前臺灣史學界的發展狀況，可以說是群芳爭
艷，或者是群龍無首。總之，大部分歷史工作者更關心
的是，如何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所受的訓練，開拓一個屬
於自己的研究領域。由於許多研究者都曾在西方受過不
同程度的訓練，而西方史學界在戰後的發展，以社會
史、文化史為主流趨向，而他們回到臺灣以後，又享受
到近年學術建制逐漸民主化的成果，使得他們大多得以
繼續進行以前在西方求學時已經開始的研究。48 這些研
究，大都屬於「私領域」，如生育、情欲、娛樂、身
體、醫療、節慶、服飾、閱讀、消費、飲食等等。這些
研究領域的開展，使得臺灣史學界與西方史學界的交往
更為緊密，經常合作。譬如現任職史語所的李孝悌，在
美國求學時，為西方史學家重視下層文化的風氣所感
染，感到耳目一新，因此便矢志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49
近年他在國科會和中研院的支持下，大力推動明清社會
與生活的研究，組合了一批意氣相投的院內外的同志，
加上海外的學者，共同致力於這一園地的開墾。其實，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和臺灣與西方史學界密切來往傳統，
即使不到海外留學，也能在臺灣感受到它的影響。參與
明清文化研究的人員，就有不少是臺灣本地培養的，雖
然他們的老師或許受過西方的訓練。
因此，雖然目前的臺灣歷史研究，呈現百花齊放的
局面，但若以由「公」而「私」來勾勒其中的主流傾
向，大致可以成立。近史所在上一世紀末開展的「公與
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的研究計畫，便是一
個很好的例證。有趣的是，雖然這一計畫以近代中國為
主題，但以後出版的論文集中所收的論文，卻大都以明
清的歷史（甚至更早）為對象。50 的確，如果說對「私
領域」的研究，體現了目前臺灣史學的一個主潮，那麼
44 新進人員的招聘，目前似乎有一種隨機的現象。舉例來說，巫仁恕和邱仲麟，同習明史，本為同學，但前者在近史所，而
後者則進了史語所。
45 余英時的觀察比喻，見氏著，〈歷史女神的新文化動向與亞洲傳統的再發現〉，《九州學刊》5：2（1992），頁 5-18，引語
見頁 5。杜正勝的引用見氏著，〈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學》8：4（1997.12），頁 154。
46 張玉法，〈臺海兩岸史學發展之異同（1949-1994）〉，《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8（1994.9），頁 47-76，引語見頁 75-76。
黃寬重、劉增貴在最近亦指出「臺灣史學研究重專題輕通論」，見他們為《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家族與社會》寫的
導論，頁 13。
47 「見樹不見林」的批評，見林滿紅，《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頁 154-155。對於國科會評審方法的批評，見傅大為，《異
時空裡的知識追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48 當然，個別例外的還是有。譬如近史所黃克武的碩、博士論文（均在海外完成），都在傳統思想史的領域，但近年在社會
文化史的研究方面，亦有不少建樹。
49 據李孝悌與筆者在 2006 年 2 月 16 日中研院的訪談。
50 見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在這些研究中，則又以明清的歷史為主。這與西方漢學
界的近年趨向，亦大致符合。幾乎在李孝悌推動明清城
市文化研究的同時，近史所的熊秉真、張壽安和黃克武
以「情欲明清」為題，亦組織了明清文化研究的團隊，
其中參與者來自文哲所、民族所、史語所和政治大學、
臺灣大學等地。這兩個團隊的研究宗旨，均與西方史學
界的總體趨勢和臺灣史學界在 1990 年代以來的變化有
關。李孝悌在「明清的社會與生活‧計畫說明」中，開
宗明義地指出：
熟悉西方當代史學發展的學者，對年鑑學派或英
美史學界拓展出的研究領域，如村落社會的整體
歷史、民眾的日常生活、個人的私密或感情生活
多半在豔羨不置之餘，存有一份喟嘆：為什麼中
國史和臺灣史的研究中，產生不了類似的作品。
我們的研究計畫，基本上，就是要證明，中國和
臺灣的史料，同樣可以讓我們針對上述議題，做
出細緻的探討。51
熊秉真在主編《情欲明清》的論文集時，也指出推
動明清社會文化的研究，是為了讓人們重新思考傳統與
現代、東方與西方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擺脫現代化理論
的目的論史觀，從而發現「情欲」在明清生活中的多種
含義。52 顯然，這些主持計畫的人士，他們自有其理論
關懷。但從這兩個計畫的開展以及近年其他研究明清歷
史的論文來看，多以呈現、描述明清生活的多層次、多
方面為目標，從小事、私事入手，發掘以前不為人所知
的歷史。譬如張壽安由清末山東的一件女子命案為線
索，觀察 19 世紀中國的社會文化氛圍。熊秉真則從清
代的士人和仕女書信探求當時的性別意識和母女關係。53
黃克武從明清情色笑話中，展示了明清情欲觀念的一個
面相，而余安邦則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明清妻妾之間
嫉妒、忌恨的複雜心理。54
史語所的「明清社會與生活」的團隊，其作品近年
在各類刊物上陸續出現。譬如《新史學》便在 2000 年
出版「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的專號，展現他們的研究成
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在 2005 年也出
版了「明清社會與生活」的專號。同年李孝悌又主編了
《中國的城市生活》一書。蒲慕州在主編的《臺灣學者
中國史研究論叢‧生活與文化》卷時，亦收入了一些該
研究團隊的論文。大致而言，這些作品比近史所的「情
欲明清」計畫，更有意凸顯明清的逸樂和生活。舉例來
說，王鴻泰研究明清城市士人的逸樂場所和休閒活動，
邱澎生研究明清社會的訟師與幕友，邱仲麟研究明清的
慶壽文化和北京人的用水和製冰，巫仁恕研究明清的流
行服飾和消費行為，頗能代表這一風氣。另外，熊秉真
的〈蟋蟀釋典：英雄不論出身低〉，陳元朋的〈荔枝的
歷史〉和〈身體與花紋──唐宋時期的紋身風尚初
探〉，雖然與該研究計畫沒有關係，但卻也足以證明在
目前的研究風氣下，原來被認為不登史學大雅之堂的東
西，現在已經登堂入室，成為歷史研究者主要關注的對
象。55
51 此說明由李孝悌提供，謹表謝意。李孝悌在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時，其序言也表達了
相同的意思。「明清社會與生活」作為中研院的研究主題計畫，開始由李孝悌與王汎森共同主持，但王後來出任公職，所
以主要由李負責。有關這一主題計畫的相關訊息，還可查閱中研院史語所網頁。
52 熊秉真，〈情欲天地的知性探索〉（總序），熊秉真、張壽安合編，《情欲明清：達情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頁5-8。
53 張壽安，〈王妞妞之死：綱常？自我？道光年間的一樁「婚問」〉和熊秉真，〈書寫異性譜系：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聯
繫〉，《情欲明清：達情篇》，頁 127-154；193-220。另，熊秉真，〈閨情婉約：明清仕女天地中的母與女〉，熊秉真、余
安邦合編，《情欲明清：遂欲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 245-282。
54 黃克武，〈不褻不笑：明清諧謔世界中的身體與情欲〉；余安邦，〈報的規約與情的糾葛：清代筆記小說中的妻與妾〉，
《情欲明清：遂欲篇》，頁 23-66；191-244。
55 見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士選擇〉；邱仲麟，〈天然冰與明清北京的社會生活〉；巫仁恕，〈清
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2005.12），頁 1-54； 55-114； 235-286。又，王鴻
泰，〈俠少之遊── 明清士人的城市交遊與尚俠風氣〉；邱仲麟，〈水窩子── 北京的供水業者與民生用水
（1368-1937）〉，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頁 101-148；229-284。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
大夫的反應〉；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熊秉真，〈蟋蟀釋典：英雄不論出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上述有關明清社會生活的研
究，受到了西方史學和西方漢學研究近年發展趨向的激
發，但從研究的成果來看，臺灣學者也著力發掘出一些
體現中國文化特質的課題，並希望由此基礎而與西方漢
學家交流、商討。56 其實，《新史學》雜誌的創辦，
本來就含有這樣一個目的。杜正勝以該雜誌為園地，提
倡「新社會史」，並提出中國文化對「人」的重視，有
其特色，而與之相關的中國醫學的發展和中國文化的身
體觀、生命觀，都值得注意開發研究。杜特別指出，在
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不論多麼堅持中國文化本位，沒
有人會高舉『中國物理』、『中國化學』等旗幟，但
『中國醫學』的招牌至今依然高掛」。57 於是，他在史
語所成立「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以後又發展
出「生命醫療史研究室」。58 近年他投入政界，但他的
弟子林富士、李建民、李貞德繼承衣缽，並做進一步推
動，於是有關身體、疾病和醫療的研究，蔚然形成風
氣。2005 年史語所的李建民、李貞德和近史所的張哲嘉
等人主持召開「從醫療看中國史」的學術研討會，參加
者居然超過三百人，出乎主辦者的意料之外。在《新史
學》創刊以來的十五年中，該刊發表的有關醫療、疾病
和身體的論文已達百分之十四強（14.1%），而如果加
上與之相關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文化」的論文，那
麼社會生活和生命醫療史的論文，超過了百分之四十
（42.9%）。見表一：
表一：《新史學》雜誌論文之論題分類（1990-2005）59
卷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總計百分比
政治制度 231112321 3 2 2 2 4 4 33 17.3%
社會經濟 72263212 2 1 1 2 3 3 1 38 19.9%
生命醫療 111 42223 2 1 1 4 1 2 2714.1%
生活文化 121 14311111178.9%
思想學術 113242333 1 5 62324121.5%
禮俗宗教 1131211 12136.8%
婦女家庭 21422111 147.3%
其它 11 1 111 118 4.2%
身低〉；邱仲麟，〈誕日稱觴──明清社會的慶壽文化〉，蒲慕州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生活與文化》（北
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268-308；342-380；381-403；451-494。又，邱澎生，〈法律的力量──訟師與幕友
對明清法律秩序的作用〉；陳元朋，〈身體與花紋──唐宋時期的紋身風尚初探〉和〈荔枝的歷史〉，《新史學》15：4
（2004.12），頁 93-148；11（2000.3），頁 1-44 和 14（2003.6），頁 111-178。
56 史語所的盧建榮在引進西方新文化史方面，功勞卓著，其成就可見其自著〈新文化史的學術性格及其在臺灣的發展〉，收
入陳恒、耿相新主編（蔣竹山欄目主持），《新史學》4（新文化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 138-162。李孝悌在
展開明清城市研究時，回顧了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城市的幾大模式，並特別指出美國年輕的中國史研究者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的新著《清初揚州文化》()(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3)，
認為她的研究綜合了文化史、思想史和生活史，代表了中國城市研究的新型模式。見李孝悌提供給筆者的「（明清城市生
活）總計畫內容」。
57 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前揭文，頁 164。
58 參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李貞德，〈從醫療史到身體文化的研究──從「健
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談起〉，《新史學》6：1（1995.3），頁 113-153；10：4（1999.12），頁 117-128。
59 這一統計，不含該刊的「研究討論」的文章。有關這些論題的分類，自然有牽強的部分，因為不少論文可以跨越幾個領域，
但為了製表的方便，我還是勉力而為，盡量將每篇論文歸入一個論題，只是在個別情況下才將它們納入「其他」。另外，
因為這只是一個雜誌的論文，所以統計數字必有偏差，如婦女史的研究論文，經常發表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因此
相對較少一些，望讀者查鑒。但選擇《新史學》的論文來統計，也是因為作為一個公開的、非同仁刊物，其論文之論題或
許比較能反映史學界的趨向。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杜正勝當年推動生命、醫療史的研究，出於對社會
史的某種懷疑，認為它或許還無法觸及「歷史的核
心」，因此他才決定乾脆以「人」為中心，從人身體的
角度出發研究。他的取徑是，從典籍中「爬梳整理中國
傳統醫學形成的基礎」。60 近年史語所的李建民，沿著
這一方向，努力甚勤，成果豐碩，並有新見。而李貞德
則結合她對婦女史的興趣，研究與婦女身體和疾病有關
的課題。林富士則出於對民間宗教的興趣，展開了對巫
醫、巫術的研究。61 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生命醫
療史的研究，的確已在目前臺灣史學界蔚然成風，卓然
成家。
這一從國家到社會，從社會到個人，又從個人到自
身的路程，大致是臺灣史學近年的發展趨向。這一趨向
不但開拓了不少新的歷史研究領域，也影響了其他現成
領域的研究取向。從上表所見，似乎「思想學術」類的
論文，仍然很多，但其實近年的這類論文，大部分都從
社會、文化的角度研究思想觀念的發展和傳播，如王汎
森、呂妙芬的作品便是例子。62 而「政治制度」的論
文，也常常討論政權運作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63 即
便如此，「政治制度」和「思想學術」論文的總和
（38.8%），還是低於社會、生活和醫療史的論文數
（42.9%）。如果我們再加上「禮俗宗教」和「婦女家
庭」的論文，那麼後者的總和，已達所有論文數的半數
以上（57%）。
三、解構與重構之間
以「小的就是美的」出發，「由下而上」地研究歷
史，已經使得當代臺灣的歷史研究，開拓出大量新興的
領域。這些領域的開發，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歷史知
識。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一發展，不甚恰當地比喻為臺灣
史學史上一個「乾嘉時代」的來臨。的確，為了開拓新
的領域，史家必須掌握專門的知識，同時由於許多的研
究，又牽涉到各種不同的層面，史家也必須多方涉獵。
當然，乾嘉時代的「通才」，目前尚不多見，但研究專
題之精深，研究範圍之廣泛，似乎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麼，這些精深的研究，是否加強了歷史研究與現實社
會的互動、使其社會角色在當代臺灣的文化發展中更顯
得突出重要呢？答案卻未必樂觀。但也許這一點，正是
可以與乾嘉學問相比之處（其不可比、或相異之處，當
在下面論及）。乾嘉學者以「實學」為追求，解構了程
朱理學的理論體系，臺灣史學界社會生活史和生命醫療
史的蓬勃開展，也在實踐的層面，瓦解了以現代化理論
為構架的、以國族為中心的歷史論述框架。但是，新的
歷史論述架構，則尚未形成。而且從目前的發展狀況來
看，社會生活史和生命醫療史的未來發展，似乎也無法
（無意？）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樣，乾嘉時代歷
史考據學的發達，似乎也無助於歷史著述的繁榮，至少
在現代史家陳寅恪的眼裡，宋代史學比清代史學，要有
意義得多。64
這種貴「專」不貴「博」的傾向，並不局限在臺
灣。社會史研究在美國史學界方興未艾的時候，許多社
會史家也注意到，「我們現在對每一件具體的事瞭解的
60 杜正勝，〈「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緣起與立意〉，氏著，《古典與現實之間》（臺北：三民書局，1996），頁
265-270。
61 如李建民的新著《生命醫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方中的忌見婦人與
女體為藥〉和林富士，〈清代臺灣的巫覡與巫俗──以《臺灣文獻叢刊》為主要材料的初步探討〉，《新史學》13：4
（2002.12），頁 1-36；16：3（2005.9），頁 23-100。
62 如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63 王健文在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政治與權力》（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時寫的導論中，也提到
目前的政治史研究，大都特別注意到政治秩序與社會、觀念、經濟等的互動，見頁1-2。
64 杜維運對於陳寅恪對清代史學的評價，有所不滿，但清代史家雖有改寫歷史（如元史）的願望，但其主要興趣，仍在考史，
而不是著史。見氏著，《清代史學與史家》（北京：中華書局，1980），序言。近年羅炳良亦盡力闡發乾嘉史學的理論內
涵，參氏著，《18 世紀中國史學的理論成就》（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有關宋代史學，可參見Thomas H.C.
Lee（李弘祺）所編 (Hong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HongKongPress,
2004)。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越來越多，但我們所知道的事卻越來越少。事實上，每
逢有人對美國史提出一個較為概括性的解釋，很快就會
有一批個案出來，用詳細和具體的事例來駁斥這種解
釋」。65 臺灣史學目前的發展狀況，似乎與此十分相
像。如同前引張玉法等人所言，臺灣歷史學界的傳統就
是描述歷史，而非提出一些通貫性的論述。這一傳統，
在目前仍然大有市場。臺灣的歷史研究者似乎更熱中於
研究個案，或者用來證明和豐富已有的歷史知識，或者
用來質疑和反駁現成的歷史觀點，也有不少是兩者兼而
有之。譬如明清社會與生活的研究，延續了以前余英時
等人對韋伯（MaxWeber）的反駁，指出中國社會的理
想結構──「四民社會」，在明末已成土崩瓦解之勢，
緣因於商業文化的發達和商人地位的提升。這些近期的
論著，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史家傅衣
凌等人對「明清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因為這些
研究，都致力於檢討以往「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傳
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的歷史解釋模式。因此，研究明清
城市的繁榮、士商之間的互動以及他們逸樂、休閒活動
的豐富，讓我們從一個側面更清楚地瞭解了中國社會發
展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由此而對簡單化的歷史解釋，保
持更多一層的警惕。
同樣，生命醫療史研究的興起，也與戰後歷史觀念
的變化息息相關。上面已經提到，《新史學》雜誌的創
辦，與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頗有關聯。而年鑑學派的治
史觀念，又受到法國思想家傅柯的影響。傅柯的不少歷
史著作，在一定意義上，開啟了醫療史研究的先河。由
於傅柯對歷史上精神病的研究，使得人們看到，其實理
性和非理性之間，本來並沒有絕對的界線。即使現代文
明的發展，也包含了不少非理性的因素或病態的方面。
換言之，人們並不總是在理性、或健康的時候創造歷
史，相反的，往往許多歷史活動，是由「病人」的行為
所構建的。如果我們再追溯遠一些，那麼佛洛依德的學
說，也對歷史研究有啟發作用，因為根據佛洛依德的解
釋，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病態「情結」，而這些「情
結」，又常常能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的行為和活動。因
此，原來在歷史研究視角之外的疾病和醫療，便也開始
受到史家的青睞，成為他們研究的對象。
至於婦女史的研究，更是由來有自，與戰後婦女政
治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義運動的開展密切相連。婦女史
研究的開展，為歷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視角。由於婦
女長期被排斥於「公領域」之外，因此展開對婦女的研
究，本身就是歷史觀念變化的一個絕佳例證。而且，排
斥婦女的現象，也是政治權力分配和運作的結果，因此
注意婦女在社會和國家中的角色，為政治史和社會史的
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近年臺灣婦女史研究者有關
日據時代臺灣婦女的職業、教育和生活的研究，便為所
謂「殖民近代化」的兩面性，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角
度。日本統治臺灣以後，廢纏足、興女學，使得一部分
臺灣婦女得以走出家庭，走上社會，但這些「進步」措
施在實質上又服從於日本殖民統治、同化臺灣的需要，
並以「皇民化」為最終目的。66
儘管這些新興領域的研究，都能豐富人們的歷史知
識，但如果不加整合，各說各話，還是無法獲取一個完
整的概念。這是因為，歷史中充滿了矛盾的個案，如果
史家專注於一個方面，那麼其研究的結果，反而會引起
誤解和困惑。這也許就是上面所說「瞭解的事越多，但
知道的事越少」的弔詭吧。舉例來說，近年的中國婦女
史研究，已經指出傳統中國婦女的地位，並不像以前所
認為的那樣，一直十分低下，而對婦女貞操的強調、為
「烈女」樹碑立傳，也只是明清以後的事情。因為直到
宋代，婦女如果改嫁，還能將自己的陪嫁帶至新的夫
家。但到了元以後，這一作法便不再允許，因此婦女再
嫁便大量減少。但也有一些婦女史研究者通過研究上層
婦女受教育狀況以及她們文學創作的活動，指出明清婦
女的地位，也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低。如果我們再考
慮明清商業社會和城市文化的發達，士人的逸樂生活
中，必然有婦女的角色參與，而且有關「情欲明清」的
研究，也指出婦女（自然是一部分婦女）在明清社會的
活躍，更論證她們地位不低。不過這樣一來，便與上面
有關元代以後中國婦女地位降低的論述，產生了某種不
65 引自王心揚，〈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新史學》6：3（1995.9），頁 179。
66 參見張淑卿，〈近 年來臺灣地區的「臺灣婦女史」學位論文研究回顧（1991-1998）〉，《近 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
（1999.8）， 頁 193-209。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合之處。換言之，我們對於明清婦女的地位，乃至明清
社會的性質，並沒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史家往往根據某
種需要，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譬如上述有關明清婦女
地位不低的說法，主要是為了反駁五四時期有關中國傳
統婦女的「東方主義式」的概括（以陳東原的《中國婦
女生活史》為代表）。為了突出現代化的必要，陳東原
等人曾用婦女為例（裹足、女子無才便是德、妻妾制
等）來說明中國傳統社會的黑暗和落後，而這些批評和
概括，在目前已經不再被看好。67
也許有人會說，這些矛盾的歷史解釋，正好顯示了
歷史活動本身的複雜性。此言不差，筆者也希望在不久
的將來，這些看起來相互矛盾的研究，能促進我們對明
清社會的理解。不過，這裡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歷史研
究者必須在歷史研究中，有意尋找和提出一個通論式的
解釋。換言之，如果永遠沉浸、耽迷於專題研究中，那
麼這個結果就不會出現。有趣的是，歷史研究貴「專」
不貴「博」的現象，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而已。從傳統
來說，歷史學是一門講究綜合的學問，中外皆然。司馬
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豪言
壯語，曾經激勵了不少中國史家。而在西方，許多經典
的歷史著作，亦大都是通史類的著作，如愛德華‧吉本
（Edward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體大思
精，時間跨度有好幾千年。即使到了 19 世紀，科學史
學開始盛行的年代，大部分的著作還是以綜述民族的發
展歷史為主題。遲至1963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還曾
出版《歷史著述的通則》（
）一書，由著名史家 Louis Gottshalk 主編，其
中有那時任教於耶魯大學的漢學家 Arthur F. Wright討
論中國史學的通論傳統。而英國史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由於寫作了多卷本的《歷史研究》，對人
類文明作比較研究，更被譽為「20 世紀的智者」。這
一對「大歷史」的興趣，至今仍然在西方史學界頗有生
機。如果我們注意一下WilliamH.McNeill，PaulM.
Kennedy 和JerryB.Bentley等人的世界史、比較史研
究，便可對此有所瞭解。但在1970年代以後，由於社
會史的盛行，歷史研究者開始較少對社會現實和人類歷
史發展趨向發表評論，而把這一解釋權，拱手讓與其它
學門的研究者。譬如近年有關人類歷史走向和文明發展
趨向的探討，由政治學者 Francis Fukuyama（福山）和
SamuelHuntington等人的著作為代表，而科學家出身的
JaredDiamond，也從人類與周圍環境互動的角度，探討
了人類歷史演化的特徵。與之相比，歷史學者似乎更有
意通過個案的研究，提出反例，並因此而對他們的通論
概括，嗤之以鼻。不過應該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最近環
境史的興起，對於「大歷史」的興趣，也在史學工作者
中間慢慢有所回升，這在最近一次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發表的論文中，可以見其端倪。68
研究「小歷史」還是「大歷史」，固然有史學發展
的內在因素，但也與時代背景有關。19 世紀的科學史
學在西方的發達，以蘭克學派為代表，而蘭克強調「如
實直書」，正反映了那個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
高歌猛進的時代氛圍；於是「如實直書」便可忠實地記
載西方的興起，以致如何成為世界文明的領路人。乾嘉
時代考據學的興盛，以前被認為是清朝統治者實行「文
字獄」的結果，但近年也有不少人指出，這一學風更是
乾嘉「盛世」的產物。換言之，在歌舞昇平、欣欣向榮
的盛世，人們一般對歷史解釋的需求，比較「衰世」和
「亂世」，相對較小一些，因為在動亂之世，史家常常
需要強作解人，解釋分析動亂的淵源。明末清初王夫
之、顧炎武等人的歷史論述，便是一例。
那麼，當代臺灣的史學趨向，是否是一個「盛世」
的產物呢？顯然不是，因為臺灣目前的經濟低迷、政治
紛爭、社會分化和弊案連連，有目共睹。經過十多年的
民主化，臺灣目前似乎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將來的發展
殊難預料；海峽兩岸的關係，更是撲朔迷離，難以把
握。照常理說，處於這樣一個時代，正是史家大顯身手
67 參柳立言，〈淺談宋代婦女的守節與再嫁〉，《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婦女與社會》，頁 230-264 和李貞德、梁其姿為
該書寫的導言，頁 1-10。另，游鑑明，〈是補充歷史抑或改寫歷史？〉，前揭書。有關明清社會的兩性關係和士人娛樂生
活中的婦女，可參看陳熙遠，〈中國夜未眠──明清時期的元宵、夜禁與狂歡〉和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
明清城市中的茶樓與茶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頁 309-341，342-380。
68 參王晴佳，〈文明比較、區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 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所見之史學新潮〉，《山東社會科學》1（2006）。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的時候，因為社會和民眾對臺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有一種認知上的強烈需要。臺灣近年圍繞歷史教科書的
撰寫和改寫，發生了好幾次很激烈的爭論，便是這一需
要的最好註腳。69 換言之，當前臺灣的歷史研究動向，
並不是一個「盛世」的產物，這是與乾嘉學術的差別所
在。但反過來看，由於社會需要歷史知識的重構，而大
部分史家卻專注於「小歷史」的研究，不願處理、面對
大的歷史議題，這種「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
秋」的作法，倒也與乾嘉的學者頗為相似。70 前人已經
指出，乾嘉考據的發達，表現了那時學者和清朝滿洲統
治者之間的不合作態度。大部分臺灣歷史研究者專注
「小歷史」的研究，是否也代表一種「超凡脫世」、
「與世無爭」的傾向呢？至少，由於「統」、「獨」意
識的爭論，已經彌漫臺灣社會和文化，史學界亦不例
外，因此處理一些細小和偏遠的題目，對於保持「中
立」的政治立場和歷史研究的「客觀性」，似乎的確有
幫助。
但是這樣一來，臺灣的歷史研究者，便把歷史的解
釋權，也拱手讓給了他人，也即其他領域的人士。舉例
而言，社會學家柯志明，曾是臺社的創始人之一，對於
臺灣的現狀，曾作過不少研究。最近他又涉足歷史研
究，從清代臺灣的族群政治和地權分配出發，研究清朝
在臺灣的統治和處理漢、番矛盾的手法，出版了一本名
叫《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的巨著。
柯在序言中提到，他之所以從事歷史研究，純屬偶然，
但一旦涉足，卻又感到專業的歷史研究，並沒有回答他
所關心的問題。用他的話來說，社會學家可以在歷史研
究的領域，發現一塊「租界」，用社會學的理論，加以
研究，提出理論的概括，也即他在書中提出的「族群政
治」的解釋模型。值得稱讚的是，柯志明提出這一解釋
模型，雖然受到來自史學界的一些批評，但其實他的作
法，並不是用史實來說明模型將歷史發展平面化，而是
為了凸顯歷史活動充滿「機遇」（Contingency），展現
歷史發展的多樣與複雜。由此看來，他也吸收了歷史研
究的長處，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展現了他所擅長的綜合
分析能力。71 另外，經濟學家陳國棟，也在近年涉獵臺
灣歷史的研究，視角、關懷都很博大。72
柯志明、陳國棟從事的是臺灣史的研究，相對中國
史的研究，臺灣史研究者比較多地涉足歷史教育的場
域，因為臺灣解嚴以後，社會上對臺灣歷史有一種較強
的需求，因此需要一些教材。臺灣史研究的專家如吳文
星、黃秀政和張勝彥，都參與了臺灣史教科書的編寫，
其作品包括了國中的《認識臺灣‧歷史》課本和大學部
的《臺灣史》。73 但是，教材固然重要，但並不等於研
究。而臺灣史的研究，像其他史學領域一樣，還是以實
證的專題研究為主，表明「史料學派」的影響和研究
69 王仲孚曾編輯了近年有關臺灣歷史教科書的爭論，見氏著，《臺灣中學歷史教育的大變動》（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2005）和《為歷史留下見證：〔認識臺灣〕教科書參考文件新編》（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另，王甫昌，〈民族
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8：2（2001.12），頁
145-208。有關的英文論著見 Mei-huiLiu,Li-chingHungandEdwardVickers,Identity Issues in Taiwan sHistory Curriculum
和Stephane Corcuff,History Textbooks,Identity Politics,andEthnicIntrospection in Taiwan:theJune 1997
TextbooksControversy andtheQuestion It Raisedon theVariousApproaches to Han Identity,
,eds.EdwardVickers &Alisa Jones (New York:Routledge,2005)，pp. 101-132；133-170。
70 林富士著有《小歷史：歷史的邊陲》（臺北：三民書局，2000），他在序言中寫道，他的史學研究，不想處理「大歷史」，
而是甘於探究「小歷史」。他說道，這既是「一種探索」，更是「一種撫慰、一種宣洩」，這是一種個人、私人的動力。
頁1-2。
71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另見張隆志，〈學術論
辯、科際對話與臺灣歷史社會研究──讀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灣史研究》8：1
（2001.6），頁 179-190。
72 見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
73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1），是一部大學部臺灣史課程的常用教材。《認識
臺灣‧歷史》出版於 1997 年，引起了很強的反應，為此作者曾做了一些修改。在這以前，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和戴寶
村還合著了《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5）。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小歷史」的風氣，在臺灣史這一新興的研究領域，同
樣很有市場。如果我們瀏覽一下1994 年開始發行的臺
灣史研究的專業刊物《臺灣史研究》上的論文內容，便
可得出這一結論。換言之，如同臺灣史研究的前輩學者
曹永和觀察的那樣，年鑑學派的治史風格，對於臺灣史
的研究，亦有很大的影響。74 臺灣目前活躍於臺灣史研
究領域的專家，如黃富三、許雪姬、林滿紅、周婉窈，
加上稍年輕一輩的翁佳音、張隆志、林玉茹、呂紹理
等，大都從事個案的研究，不斷開拓新的領域。以現任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為例，她從研究清代臺
灣的政治制度與軍事建制開始，轉移到家族史（板橋、
龍井林家）的研究，目前又轉移到考察日據時代臺灣人
在亞洲各地的活動。許雪姬的學術道路，代表了專業
臺灣史研究者的主流風格。而晚一輩的呂紹理，則受
到了「新社會史」的感召，專事研究臺灣生活文化
史。75
當然，在上述這些臺灣史的專業研究者中間，也有
一些人有意「以小見大」，對臺灣史的定位和特徵，做
一些理論上的探索。如林滿紅的《晚近史學與兩岸思
維》，76 便展現了她的一些探索和對「偏狹歷史記憶」
的批評。周婉窈也十分注意歷史研究的社會功用和教育
功能，並因此而努力提高歷史的敘事性和可讀性。周的
《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1945 年》，圖文並茂，文字
清新，1997年出版以後，很受各界歡迎，再印已達近20
次。但如其標題所示，《臺灣歷史圖說》還不是一部完
整的通史，對戰後臺灣史的一些敏感問題，尚未能作出
分析。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周婉窈還會有類似的「通
史」新著問世。77 張隆志在臺灣史研究的年輕一輩中，
比較有意從事理論的探索，也熱心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
的對話，但也許受制於目前的學術評審制度，他在近年
尚沒有出版太多理論建構的系統論著。
要提出對臺灣史的通論解釋，便必須面對臺灣與中
國大陸和日本的關係問題，因為這兩地均對臺灣歷史的
形成，構成了很大的影響。而相較而言，由於臺灣在戰
後，光復於中國，因此臺灣與大陸之間的關係，在時間
跨度上更長，因此也更為重要。彭明輝指出，臺灣的歷
史研究中，存在一個「中國纏結」，直到目前，雖然臺
灣史研究成為某種意義上的「顯學」，但研究中國史的
論著，仍然大大多於研究臺灣史的論著。78 如果我們看
一下發表於《新史學》雜誌上的論文，也能得出這樣一
個結論（見表二）。
當然這一統計數字，不一定精確，因為像婦女史一
樣，發表臺灣史論文的刊物，尚有不少。但無論如何，
中國史研究在臺灣史學界佔多數的狀況，毋庸置疑，而
且在近期內也不會改變。
把中國史研究在臺灣學界的影響，視為一種「纏
74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頁 445 以降。
75 參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和《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
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新聞記者出身的陳柔縉，最近寫作了《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
麥田出版社，2005），筆調清新活潑，成為一本暢銷書，亦可見公眾對「生活史」興趣之濃。
76 林滿紅，《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77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 1945 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據周婉窈向筆者透露，她對提高臺灣史的敘
事性，仍有很濃的興趣，並深感目前的歷史著作，可讀性不強，不符社會需要。2006 年 2 月 23 日筆者與周在中研院的訪談。
78 參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特別是頁151-206。
表二：《新史學》雜誌論文之內容分類（1990-2005）
卷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總計百分比
臺灣史 113211 1 2 1 2 15 7.9%
中國史 8108 910111113611 10 710 8 11 6149 78%
世界史 211412414252714.1%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結」，帶有負面的意思。但也表明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
係，剪不斷、理還亂。於是臺灣一些政界人物，便希望
「去中國化」，與中國文化一刀兩斷。正如林滿紅所觀
察的那樣，有關臺灣史的歷史論述，已經形成有兩種對
立的傾向，一種強調臺灣延續了中國文化，而另一種則
強調臺灣與中國文化沒有關係。而林又指出，這兩種傾
向的產生，又都將「主權」與「文化」混為一談。前者
認為臺灣延續中國文化，因此臺灣的「主權轄屬也與中
國大陸不可分」，而後者重視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不
同，「以確保臺灣主權」。她自己的觀察則是，就文化
而言，「臺灣人比中國大陸人更像中國人」，因為在日
本統治臺灣之前的三百年，漢人的移民已經將中國文化
（包括經濟活動的形態）引入臺灣，而日本的殖民統
治，與臺灣的社會還是形成某種隔絕，因此沒有在根本
上動搖這一文化淵源和經濟基礎。她的總體意見是，如
果在臺灣史研究中「去中國化」，不但無法全面展現臺
灣歷史的特徵，而且還會不自覺地沿用原來的民族史框
架，把「中國民族主義化約為臺灣民族主義」。79
雖然林滿紅提出了上述這些有意思的觀察，但她尚
沒有將這些想法，以通論式的形式表達，也即以此為架
構，寫成一部臺灣的通史。同樣，臺灣大學的吳密察近
年與東京大學的若林正丈合作，以「殖民近代化」為
題，對日據時代臺灣的「近代化」，從東亞的角度做了
一些研究，但也僅出版了論文集。80 即便如此，林滿
紅、吳密察的宏觀眼光（後者以臺、日關係為主），還
是在臺灣史的研究中，屈指可數。事實上，自 1980 年
代以來，有意重構臺灣歷史解釋的人士，大都是已經脫
離了學界的人。如原來研究宋史，後來脫離學界、成為
民進黨理論喉舌的陳芳明。另外，與陳芳明相似、從學
界轉到政界的杜正勝，也自然是突出的一位。坊間的臺
灣史教材或通史類的臺灣史，除了黃秀政、張勝彥和吳
文星的《臺灣史》以外，81 也大都由民間人士或非臺灣
史專門研究機構的學者撰寫，前者如戚嘉林的多種《臺
灣史》著作，後者則以陳正茂的《臺灣史綱》和簡後聰
的《臺灣史》為例。82 有的非專業人士寫的臺灣史著
作，也能獲得史學專家的高度認可。如余英時便為《天
下》雜誌的編輯所寫的《發現臺灣：1620-1945》一書，
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言，充分肯定了著者用「海洋中
國」的角度，來觀察臺灣歷史的取徑。83 不過這一事例
也表明，臺灣專業歷史研究者的作品，與臺灣社會的歷
史認知之間，存在了一個顯著「差距」（Gap）。當代
臺灣歷史研究的「解構」趨向（以「小的就是美的」的
研究興趣為代表）和臺灣社會目前所需要的歷史論述的
「重構」之間，形成有一種內在「張力」（Tension）。84
的確，自 1980 年代、特別是解嚴以來，臺灣原有
的歷史論述，已經進入了一個被系統地解構的過程，而
這一解構，主要由脫離了史學界的人士來推動，而專業
的歷史研究者，也有一部分人有意進行重構，但卻由於
種種因素（評審制度、「小歷史」的流行、史料學派的
傳統等等），這一重構的努力似乎還不成氣候。就解構
而言，陳芳明自 1988 年以來，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在
某種程度上，他的觀察點承襲了1970 年代以來的左翼
批評傳統，強調從人民的立場，而不是從臺灣統治者的
立場來考察臺灣的歷史，以求突出「臺灣人民的主體
性」。他指出，國民黨立場的臺灣歷史研究，將臺灣的
近代歷史，與國民黨在大陸進行的國民革命相聯繫，而
79 林滿紅，《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引語見頁 18、117。
80 參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臺北：播種者文化公司，2000）和《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
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公司，2004）。
81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臺灣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5）。
82 戚嘉林，《臺灣史》（臺北：作者自印，1998）；陳正茂，《臺灣史綱》（臺北：文京圖書公司，2003）；簡後聰，《臺灣
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
83 余英時，〈海洋中國的尖端──臺灣〉，天下編輯著，《發現臺灣：1620-1945》（臺北：天下雜誌，1992），上冊，頁 I-
VIII。
84 李淑珍在〈「經學式」、「科學式」與「理學式」的歷史詮釋學：近代中國／臺灣史學發展的三個面相〉一文的起始，也
指出「當代臺灣史學與社會嚴重脫節」的問題。《當代》178（2002.6），頁 32-55。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無視臺灣歷史的特點，特別是日據時代臺灣與大陸社會
的不同。85 這些批評，對解構國民黨的臺灣史觀，頗為
有力、有效。不過，他並沒有就如何以新的立場，重新
解釋臺灣與中國大陸以及日本等地的聯繫。曹永和在
1990 年代以後，修改了他以前把臺灣歷史視為中國歷史
的延伸的看法，而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以突出臺
灣歷史的「海洋性格」。不過他也承認，臺灣雖然是一
個島嶼，處於海洋中間，但其居民大都仍以耕田為主，
因此臺灣雖有「海洋性格」，但還沒有形成「海洋文
化」。他提出「臺灣島史」，是想「有助於海洋文化基
礎工作的建構」。86 易言之，「臺灣島史」主要還是對
臺灣未來的一種設想或展望。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杜正勝提出了「同心圓」的理
論，希望以此來重構臺灣與大陸／亞洲以及世界之間的
關係。差不多同時，他又積極參與了歷史教科書的編
寫，而近年又因出任教育部長，更有機會大力推行「臺
灣－中國－世界」的「同心圓」理論。他的這一設想，
與戰後日本的歷史教育十分類似，而日本的學者也早在
1950 年代便使用了「同心圓」這個概念來形容歷史教育
從本國史到亞洲史和世界史的循序漸進。87 可是這個理
論，雖然可以用來描繪歷史知識的逐步擴張，但在實際
上，並不能把這三層「同心圓」割裂起來看待，而是必
須看到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杜正勝以這一理論，挾教
育部長之勢，重構臺灣的中學歷史課程，但反對之聲頗
多，不但中學老師認為難以付諸實施，而且設計臺灣歷
史課程大綱的主要人物周樑楷，也不同意杜的主張，雖
然周也有意在歷史教學上凸顯「臺灣的主體意識」。88
顯然，要想重構臺灣的歷史論述，便不能簡單地以
「去中國化」為目標，因為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千
絲萬縷，如果在臺灣的歷史中去除中國文化，那麼臺灣
史也就所剩無幾了，因為臺灣居民的大部，大都自大陸
移民而來，即使在日據時代，仍然保留了中國文化。如
當時私塾、詩社的盛行，便是一例。89 臺灣的文化人，
也能在光復以後，馬上用流利的漢文寫作，亦可見中國
文化在臺灣的延續性。90 目前一些以「去中國化」、或
受其影響而寫成的臺灣通史，如黃秀政、張勝彥和吳文
星的《臺灣史》，主要從兩個方面，強調臺灣歷史與中
國歷史的差異。其一是突出鄭成功來臺以前，臺灣由於
荷蘭人、西班牙人的殖民而形成一個「國際競爭時
代」，其二是強調日本統治臺灣對臺灣造成的多重影
響。91 其實這些作法，都還是以外部的、或殖民統治者
的立場來看待臺灣史，而忽視「臺灣人民的主體性」，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套用陳芳明對國民黨的臺灣史觀的批
評。兩者的不同，只是一個是臺灣民族主義，另一個是
中國民族主義。
四、結語和展望
因此，重構臺灣的歷史論述，必須展示臺灣這個島
嶼上的居民，如何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與週邊各地
所產生的互動和交流。這一交流和互動不但有經濟的層
面，如林滿紅、吳密察等人的著作所示，而且更有文化
85 參陳芳明，《探索臺灣史觀》（臺北：自立晚報，1992），頁 3-62。另見氏著，《臺灣人的歷史與意識》（臺北：敦理出
版社，1988）。
86 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頁 449。
87 見，比較史、 比較歷史教育研究會編，《自史世界史：歷史教育國際化》（東京：未來社，1991），頁
53 以降。但杜正勝本人並沒有提到他是否受到日本「同心圓」理論的啟發，參〈一個新史觀的誕生〉，氏著，《新史學之
路》，頁 66-78。其實，日本教育注重從鄉土到國家，在日據時代臺灣便有表現。參見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
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臺灣史研究》4：2（1999.6），頁 7-55。
88 周樑楷在回答記者有關高中歷史課程大綱時，表示他不同意杜正勝的「同心圓」理論，也希望杜不要多表示意見。見《聯
合報》2004 年 11 月 12 日和 13 日 A3版。
89 見陳昭瑛，《臺灣與傳統文化》（臺北：臺灣書店，1999）。
90 如吳新榮，便是一例。見曾健民，《1945 破曉時刻的臺灣──八月十五日後激動的一百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
頁37-38。
91 參黃秀政、張勝彥和吳文星合著《臺灣史》中的第3章和第7、8 章。
漢學研究通訊 ：（總 期）民國 年 月
特載
的層面。1990 年代末期以來，臺灣大學歷史系的黃俊
傑，集合了臺大、中研院和海外文史哲的研究者，一同
探討「中國文化的經典詮釋傳統」。到了 2000 年，他
將這個計畫擴大，以「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
研究計畫」為名，綜合、比較 16世紀以來儒家文化在
東亞各地的傳播，也即把臺灣的中國文化研究，給予一
個東亞的、比較的視角。在 2002 年，黃俊傑與出身臺
灣、現任教美國的李弘祺，又在臺大成立了「東亞文明
研究中心」，開展東亞文明的比較研究。2005 年以後，
該計畫又轉為「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換言之，黃俊
傑所領導的上述幾個研究計畫，在重構臺灣的歷史論述
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而其致力的方向，就是想突破
民族國家的藩籬，轉換研究的視角，從區域交流等方
面，重新檢視臺灣與週邊地區文明的種種關係。這些計
畫的開展中，也湧現了一些有新意的作品。如陳昭瑛從
中國傳統文化在日據時代臺灣的延續，來探究臺灣近代
文化轉型中的傳統因素。陳瑋芬則從日本文化中的漢字
「關鍵詞」（如「東洋」、「西洋」、「天命」、「天
道」、「革命」等）入手，探究中日文化的密切互動和
日本近代文化中的「漢學」印記。高明士比較了東亞地
區的教育制度及其在近代的轉變，而古偉瀛探討了西方
基督教在東亞的傳播及其異同，以及黃俊傑本人的比較
東亞儒學演化的不同層面等等。92 這些作品，都有助於
重新考慮臺灣的文化、歷史定位，充分展現臺灣文化的
多元特徵。
從上面的例子也可看到，解構和重構臺灣的歷史論
述，往往須借助其他學科的研究和人員的參與。而且史
學之外的人士，往往還比史學界的人士更為活躍。悲
乎？樂乎？毋須贅言，但這卻代表了 1980 年代以來臺
灣文化的一個特徵。譬如臺社周圍的研究人員，在反思
和重構臺灣歷史論述方面，近年繼續作出了不少努力，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陳光興等人所倡導的「文化研
究」。這一研究所開拓的視角，與黃俊傑等人的作法，
有些類似。陳光興等人也提倡從亞洲、東亞的角度，考
察臺灣的現代性和現代文化。他們對臺灣近年從中國民
族主義到臺灣民族主義的轉換，加以嚴厲的批評，並呼
籲社會各界加以警惕。從其傳承而言，陳的研究，延續
了1980年代以來左翼人士、臺社人士對臺灣學界現代
化理論模式的批評，指出臺灣學術界的知識參照系，一
直以西方為準繩。而他的研究，則想以「亞洲作為方
法」，轉變這一知識結構，由此出發而提出有關臺灣主
體性的再思考，希求在多重的網路關係中，為臺灣重新
定位。93
總之，上述跡象表明，當代的臺灣歷史論述，仍在
不斷的解構與重構之中。史學界的工作，比較集中在前
者。這一傾向，雖然與世界範圍史學研究的發展趨向一
致，也反映了「史料學派」的殘存而又持久的影響，但
卻不敷當前臺灣社會對於歷史知識的需求，由此而形成
的張力，似乎在近期內無法疏解。最近史學界前輩許倬
雲先生，出版了《萬古江河》一書，對中國歷史，做了
通論的考察，精湛而及時，可惜是一個孤例。而黃仁宇
生前呼籲「大歷史」，雖言猶在耳，但響應者寥寥。這
一史學界「自我邊緣」的現象，應該值得所有治史者警
惕！94
92 見陳昭瑛，《臺灣與傳統文化》；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灣大
學，2005）；高明士編，《東亞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臺灣大學，2005）；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
（臺北：臺灣大學，2004）；古偉瀛編，《東西交流史的新局：以基督宗教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2005）等。
93 參陳光興，〈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之間〉和〈「亞洲」作為方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2（1992.5），頁
85-116；57（2005.3），頁 139-218。
94 在中研院近史所於 2005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的「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巫仁恕、連玲玲分別以〈明
清消費文化的新典範與新問題〉和〈新典範或新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為題發表論文，
對社會生活史的研究趨向及其史學價值，做了一些批判反省。或許這些探討，可以有助於加強歷史研究和社會現實之間的
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