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介「品格教育在英國的崛起:英雄、魔龍與品格迷思」——對英國品格教育潮流的批判性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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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二十八卷 第三期,

2020 年 9 月,頁 103-112

DOI : 10.6151/CERQ.202009_28(3).0004

評介《品格教育在英國的崛起:英雄、魔龍

與品格迷思》

REVIEW OF LEE JEROME AND BEN KISBY’S 

“THE RISE OF CHARACTER EDUCATION 

IN BRITAIN: HEROES, DRAGONS AND THE 

MYTHS OF CHARACTER”

陳伊琳

1

Yi-Lin Chen

壹、序言

本書對於英國當前推動的品格教育(

character education)採取批

評立場。此舉在亞里斯多德式品格教育蔚為風尚的潮流下,可謂逆勢而

為。筆者認同

K. Kristjánsson(2015)主張品格教育的研究,有賴教育

界與哲學界、社會科學界的協作,但自覺接觸的文獻多半侷限在教育

與哲學、心理學的對話,缺少社會學與史學觀點,本書適可彌補此一缺

漏。這與兩位作者的學術背景有關。

Lee Jerome 是英國米德爾賽克斯大

學(

Middlesex University)教育系副教授,Ben Kisby 是英國林肯大學

University of Lincoln)政治學資深講師。基於他們對於英國政治、政

1

 筆者前年(

2018)曾為本刊讀者引介英國伯明罕大學品格與德行鑽禧中心(Jubilee 

Centre for Character and Virtues,簡稱 JCCV)副主任 Kristján Kristjánsson 所著同名著
作。

Kristjánsson 的立論、JCCV 的角色與推行教材,也是本書批評對象。

陳伊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電子郵件:

[email protected]

本文評介:

Jerome, L. & Kisby, B. (2019). The Rise of Character Education in Britain: Heroes, 

Dragons and the Myths of Character.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Pivot.

《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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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伊琳:評介《品格教育在英國的崛起:英雄、魔龍與品格迷思》

策與公民資質教育的關切,本書特將「品格教育在英國的崛起」置入當

代英國勢不可擋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下予以論述。

貳、本書章節架構與各章旨趣

一、全書架構概述

這本小書(

138 頁)共 7 章。〈第一章緒論〉用 2 頁篇幅介紹「本

書結構」,精簡說明各章旨趣。另外,每章開頭都有「序言」,說明該

章要旨。終章〈第七章結論〉也以

2 頁篇幅,總結全書關鍵論點,綜整

全書論證。這些做法皆有助於讀者快速、完整掌握本書論旨。

扣除首章與終章,全書一分為三。第一部分(

2、3 章)說明什麼是

品格教育、為何它大有問題,繼而檢視品格教育如何在英國教育政策中

浮現,指明當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第二部分(

4、5 章)檢視英國品格教

育若干案例,分析師生在此些方案下教什麼、怎麼教、學什麼。第三部

分(第

6 章)提議改以公民資質教育取代品格教育,因前者能更有效處

理後者關切的問題。

二、各章旨趣

綜整各章探討的問題與重要論點如下,俾便讀者隨意跳讀有興趣的

章節。

〈第一章緒論〉表明,本書將對英國這波新興品格教育潮流,抱持

批判立場。鑒於已有豐富學術文獻探討品格教育各式議題,卻易有模糊

失焦、論點不明的缺失。是以,本書採取的策略是:檢視英國採用的品

格教育案例(

p.3)。作者擬將「英國品格教育」視為單一個案,希冀此

個案研究能有助於針對品格教育本質所做的思考(

p.4)。底下各章將分

就「學理」與「教學資源」做分析,指出雙方面皆有嚴重缺失。作者預

告他們反對將品格教育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並將特別針對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簡稱 JTF)這個慈善組織在英國品格教育政策中
扮演的角色提出針砭。

〈第二章品格教育的理論思考〉指出,支撐當代品格教育的主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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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根基是亞里斯多德式德行倫理學,當前英國品格教育最重要的推手、

「必去的中心」—伯明罕大學品格與德行鑽禧中心(

JCCV),採取的便

是這種品格教育觀點(

p.3, 18, 57)。本章針對亞里斯多德式德行倫理學

提出

9 大問題(詳見 pp.12-17)。至於品格教育的主要問題,包含過度

強調個人倫理(

personal ethics),反而犧牲公共倫理(public ethics)(p.5, 

9),這是因為品格被以「相當個人化與自我中心」的方式所理解,結果
導致「將焦點窄化成只關心個人品格」(

p.20)。作者認為,這造成品

格教育會主張以相當個人主義的取徑,處理重大的社會與道德議題。

〈第三章品格教育的歷史脈絡〉指明,品格教育在英國的近代史,

可回溯至

1988 年保守黨執政時,《教育改革法案》下創生的「國定課

程」。隨後,工黨執政時(

1997–2010),年輕人的品格發展仍是關注

重點。但特別是自從

2010 年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主政後,英國政策

制定者才開始對品格教育的興趣大增(

p.5, 29)。基本上,政治人物期

望品格教育的推動,能對治年輕人的道德衰敗,並藉此提高弱勢學生的

學業成就,促進社會流動(

p.5, 29)。本章也檢視了 JTF 資助下的品格

教育政策社群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它所促成的道德主義式、個人主義

式品格教育取徑。

〈第四章鑽禧中心的品格教育教學資源〉聚焦在由

JCCV 產出的

教學資源—即「騎士德行方案」(

The Knightly Virtues Programme)。

作者在本章充分展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遵循

JCCV 副主

Kristjánsson 在 2013 年所著〈關於品格、德行與德行教育的十個迷

思加上三個有根據的疑慮〉一文的結構,以兩兩一組的迷思,用以檢視

JCCV 出版的教學資源,指出即使是 JCCV 自行開發的教學方案,也未
能體現

Kristjánsson 理想中的品格教育模式,甚至犯下他所指認的許多

問題,尤其是對於所探討的事件,僅提供個人主義式、去政治化的(

de-

politicised)說明(p.5)。本書副標題「英雄、魔龍與品格迷思」便呼應

Kristjánsson 一文,其中英雄指的是 JCCV「騎士德行方案」中的英雄

人物;魔龍是第五章探討的由

JTF 贊助里茲大學「納尼亞德行」(Narnian 

Virtues)方案中的魔龍角色。

〈第五章品格教育實務的三個個案研究〉針對另外三個獲得(英國

教育部或

JTF)資金挹注的品格教育方案進行個案研究。藉由檢視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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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方案執行成效的證據,來顯示評鑑結果的缺失。章末將前章「騎士

德行方案」一起納入,檢討英國脈絡下的品格教育實務。除了方案文件

與實施成效評鑑報告外,也會納入教育部出版品、

Demos 這個智庫出版

的相關政策文件。本章批評品格教育工作者通常未能明言所欲達成的目

標,結果使用了不當評量。現有證據顯示品格教育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甚至是負面的;目前有關評鑑結果的詮釋落入過度樂觀的偏見。

〈第六章品格教育或公民資質教育﹖〉指出,英國品格教育當前採

取的形式,反映了教育界一股鋪天蓋地的浪潮—新自由主義,這促成了

個體化(

individualised)、擔責化(responsibilised)的公民資質觀(p.6, 

107)。據此,品格教育被看作一種「自我加工」(self-work),強調
個人需發展能力來迎向全球經濟的要求。作者表示,英國品格教育的漲

勢正好對應於公民資質教育的頹勢。在回顧完公民資質教育影響力的有

力證據後,他們提議以公民資質教育取代品格教育,非但能更有效處理

品格教育試圖處理的社會與道德問題,而且藉由集體的政治行動,使人

有能力抗拒新自由主義中具有破壞性的成分(

p.6),藉此強化英國民主

p.107)。

〈第七章結論〉綜整本書三個主要論證:第一、「在脈絡中認識品

格教育」,主張對教育政策的認識,需置入特定時空、政治脈絡。本書

刻意彰顯品格教育在英國受歡迎程度激增的時機點,恰巧與英國在

2010

年聯合政府主政後,實施緊縮政治(

austerity politics)、縮減公共支出

同時(

p.127)。緊縮政策下,政府需擔負的責任減輕,轉而強調個體與

社群需為社會問題負起責任,這同時有助於慈善團體(如

JTF)的崛起

p.128)。作者的結論是:「英國經驗顯示品格教育深深符應於新自由

主義議程,該議程與廢除集體性(

collectivist)民主公民資質,並促進增

加個體對於個人健康、教育與福利需求之責任有關。」(

p.128)這表現

在政治人物將「暴民」行動解釋成他們是缺德的壞人,亟需品格教育作

為解方。這個解釋顯然是將「那些社會問題被描繪為個人道德失敗的顯

現」(

p.129)。但作者強調,已有研究顯示,這個社會問題實與緊縮政

治下,「暴民」身處社會邊緣的境遇有關,「根據這個解釋,品格教育

似乎就像是個全然無關的政治回應。」(

p.129)要言之,「暴民」事件

其實涉及複雜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並非單純的教育問題;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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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開出品格教育的藥單,並未對症下藥。

第二、「品格教育的象徵性價值」,指明品格教育政策並非單純的

教育倡議,也是象徵性的政治行動,因為「它的確滿足有用的政治功能」

p.129)。因為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目的之一便是「少做些」,「但政治

人物仍需要被看見有在行動」

p.129),由於相較於其他教育政策,品格

教育政策的花費少了許多,因此,在修辭層次上,品格教育確實是個有

力的方式,可以宣稱「『我們正在做事』,但實際上卻不必做很多」,

另一方面品格教育「代表大而無畏的政策解方,試圖要解決一系列問題

(犯罪、反社會行為、社會連結、社會流動、受雇性等)」(

p.129)。

第三、「魔鬼就在細節裡」,主張任何「政策在被以各種方式詮釋、

轉譯、再脈絡化的過程中,細節就有很多機會佚失掉」(

p.130),同理,

品格教育在「學校風氣、不同區域脈絡、不同學科透鏡,以及教師自身

意識形態世界觀下」將被折射出不同樣態(

pp.130-131),因此,作者

建議「一旦政策透過學校系統被更廣泛執行後,進一步的研究或許可聚

焦在這些事務上。」(

p.131)譬如,本書透過第四、五章檢視英國品格

教育具體方案,意在彰顯從理論模型到教學資源、教案設計之間存在許

多「詮釋上的『跳躍』」(

interpretive ‘leaps’),唯有透過這種更詳細

的檢視,才能對品格教育提出更細緻的批評(

p.131)。

參、述評與討論

筆者興起閱讀本書的念頭,主因是較少有人會對品格教育,抱持批

判、質疑的立場。畢竟,「誰會反對『品格』的發展﹖」(

p.125)「誰

不想要年輕人變『好』?」(

p.110)不過,精確而言,本書批評的,主

要是英國現行品格教育模式,如其所言,「本書主要聚焦在批評英國正

在發生的事」(

p.4),特別是「教育大臣們所歌頌的這種教育形式」

p.v)。儘管,作者確實也有意藉由對英國品格教育所做的「個案研

究」,促發吾人對品格教育本質進行反思(

p.4),這從第二章針對當代

品格教育主要的學理基礎—亞里斯多德式德行倫理學提出總體批評,可

見一斑。不過,筆者認為,第二章點明的

9 項「德行倫理學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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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伊琳:評介《品格教育在英國的崛起:英雄、魔龍與品格迷思》

否允當,值得再議。例如,社會心理學情境論的實徵性研究,是否真的

構成對亞里斯多德式德行倫理學的挑戰﹖先前掀起熱烈的哲學論辯中,

已有諸多學者為德行倫理學提出很好的答辯(陳伊琳,

2011)。其餘的

「問題」也可在豐碩的德行倫理學文獻中,找到回應說法。目前的呈現

方式,顯得是「便宜之舉」,未必得當。

本書的特出處,以及值得深究的論點,在於兩位作者發揮學術特長,

針對英國近年興起的品格教育政策,所做的歷史與社會學分析。由於兩

位作者的學術背景,使得本書的「觀看視角」,不獨從哲學觀點討論品

格教育(第二章),而是結合教育政策的歷史脈絡與社會學分析(第三

章),以及品格教育個案分析(第四、五章)。特別是兩位作者身為英

國人,帶著「局內人」的優勢,更能完整掌握、敏銳覺察英國政治黨派、

慈善組織(如

JTF)、學術機構、智庫、利益團體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關於國家教育政策制定上、政策實際推動過程中,產官學各自適當的角

色定位,以及多大程度上,允許民間組織(如各式基金會)的參與,本

書倒是提供很好的案例,可供討論與深思。

限於篇幅,以下僅就英國品格教育的工具性證成與新自由主義邏輯

做討論,惟本書值得再深究的論題絕不限於此。

本書第三章回顧英國品格教育的歷史發展,指出它在英國的強勢回

歸,明顯發生在

2010 年聯合政府主政後。尤其在 2011 年 8 月倫敦發生

暴動,時任首相的

D. Cameron(任期 2010–2016 年)表示這「無關貧

窮,……不

! 這與行為有關,……人們表現出對於是非對錯的蠻不在乎」

p.33)於是他宣示需加強品格教育,並強調「為了我們的未來經濟與

未來社會,我們需要為每個小孩提供第一流的教育。」(

pp.33-34)時

任教育大臣的

M. Gove(任期 2010–2014 年)表示「如果我們的學校與

年輕人要再次變得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我們就必須從世界上最佳者身

上學習」(

p.35),他轉而強調學生學習「恆毅力」(grit)的重要性。

但 要 說 英 國 近 期 最 熱 心 推 動 品 格 教 育 者, 非 繼 任 的 教 育 大 臣

N. 

Morgan(任期 2014–2016 年)莫屬,她在任內開始大力贊助品格教育方
案(

p.35, 38)。Morgan 認為,教導學童品格與復原力(resilience),

特別是來自社經背景不利家庭的小孩,尤為重要(

pp.35-36)。因為已

有愈來愈多實徵研究(如

A. Duckworth《恆毅力》(2016))顯示,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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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毅力、復原力等品格特質,更能恰當預測成功(

p.2)。Morgan 認為,

問題便出在於:一般而言,英國公立學校對於品格特質,並不若對學業

成績那般重視;英國私校卻不僅重視學業,而且費心於舉辦多元課外活

動,旨在涵養學生具備良好的品格特質(

Morgan, 2017)。長此以往,

社會弱勢、高風險學生,與高社經背景學生的差距日益,便指日可待。

再者,鑒於品格特質對於未來就業的重要性,

Morgan 指出,「雇主愈來

愈重視品格特質,諸如復原力、毅力、恆毅力、領導、自我意識與自我

效能等」(

p.36)。鑒於此,作者認為,Morgan 係將品格教育視為「促

進社會流動的手段」(

p.35),並同 Cameron、Gove 一樣,看重品格教

育的工具性價值(

p.36)。

而後

Morgan 的繼任者 J. Greening(任期 2016–2018 年),雖不那

麼熱衷於品格教育,並關閉相關資金補助(

p.39),但隨後繼任的教育

大臣

D. Hinds(任期 2018–2019 年)卻又重燃興趣,再次強調恆毅力與

課外活動的重要性(

p.39)。本書作者總結:基本上,英國政治人物,

不論位處政治光譜哪一端「都擁抱品格教育」(

p.39)。例如擔任工黨

影子內閣教育大臣的

T. Hunt(任期 2010–2015 年),也同 Morgan 一樣,

強調為了在愈形競爭的全球市場中獲得成功,年輕人的品格發展是不可

或缺的(

p.40)。

經上述說明可知,英國政治人物大體上著眼於品格教育的「工具性

價值」,採取「手段—目的式」思維,為推動品格教育的必要性做證成。

其中,

Morgan 著眼於品格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的一劑良方(p.35),

Cameron 及多位教育大臣關心的是,品格教育是「提升國民國際競爭

力」,特別是經濟競爭力、就業力的妙計(

p.35)。筆者認為,這坐實

了美國羅徹斯特(

Rochester)大學哲學系教授 R. Curren 的分析。Curren

歸納英國官方論述的兩個論證方向:其一著重於「品格發展與社會流動」

的關係,其二著眼於「缺德

/ 沒品與犯罪行為(如暴動)的關聯性」(陳

伊琳,

2018;Curren, 2017)。在此可再加上,其三強調「品格特質與就

業力、經濟競爭力的關聯性」。本書指出,在新自由主義總體思維下,

英國品格教育政策將個體品格發展視為一種「自我加工」,旨在為自我

增值、提升自己在職場上、可雇用性的競爭力與靈活性,「這些品格教

育計畫傾向於聚焦在將品格的建設,視為在艱困經濟環境下,個人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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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一種形式」(

p.108)。

然而,無論是「促進社會流動」、「防範犯罪行為」,抑或「提升

經濟競爭力」,基本上,全將「品格教育」視為達至這些預定目的的有

效手段。這種「工具主義式論證」有何問題﹖

D. Carr(1999) 已 指 明, 這 顯 然 是 將「 社 會 工 程 」(social 

engineering)與「道德教育」的問題兩相混淆。前者旨在對治諸如貧富
不均、失業等社會與經濟課題;後者與導入個人與道德價值領域,協助

過有意義與美好生活有關(陳伊琳,

2008)。混為一談的惡果是,將社

會事件的成因簡單歸因於青年人的道德敗壞(

p.34),並將責任轉嫁到

個人。實則,這些社會亂象(譬如倫敦暴動)的成因相當複雜,貧窮、

裁員、財政緊縮、階級與種族對立等,都可能脫離不了干係(陳伊琳,

2008;Kohn, 1997; Lickwood, 1997),這關乎的是結構性不平等,而非
關個人能動性(

p.23, 37)。是以,政治人物的說辭干犯了「有缺陷的邏

輯」,他們天真甚或不老實地擬以「個人解方」對治「社會問題」(

p.108, 

109),企圖掩飾他們未能有效處理社會弱勢的問題(p.23)此即本書作
者所敏覺的:英國近年品格教育政策體現「個人化」、「擔責化」與「責

備受害者」的思維(

p.37)。

此外,良好品格特質固然可為個人生活與社會運作帶來助益,惟誠

R. S. Peters(2007)所言,醫療可為製作點滴瓶的工人帶來工作機會,

學校教育為印刷工人帶來工作,但倘若醫生與教育人員以這些衍生的「功

能」與「效果」,來看待他們工作的本質,恐非我們所樂見的。事實上,

著眼與衍生功效的人,乃醫療、教育的外行人,他們並非以執業者的觀

點來看待這些工作。筆者認為,類似的,良好品格特質的養成固然可能

有助於降低侵犯他人、犯罪的機率,甚或提高經濟競爭力,惟這些遠程

功效實非品格教育的初衷所在,也非關品格教育的本質。

工具主義式論證視好品格為對治社會病症的萬靈丹(

p.3),旨在

「修理『壞掉的』兒童」,側重治療性與預防性思維。大異其趣,亞里

斯多德式品格教育的證成,旨在闡明品格發展之於個體完滿幸福生活

flourishing)的意義,講求「繁盛兒童」(flourishing child)的開展,

強調德行與美好人生的內在關聯(

Kristjánsson, 2015)。關於這點,本

書作者表明所要批評的,並非

Kristjánsson 或 JCCV,而是那些窄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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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化品格發展之價值的政治人物(

p.40)。但即便如此,他們確實也有

意凸顯,在新自由主義總體框架下,英國品格教育並非如這些學者單純

以為的是「無爭議、超乎黨派的德育形式」,相反的,它完美傳達了新

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因此大有問題(

p.110)。這不啻再次例示了,教

育學者的學術論述與官方政策論述之間,經常存在著詮釋上的跳躍與落

差。應否、如何縮短落差則有待後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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