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本土化性侵害加害人社群監控模式研究

第一章 前 言

第一節 緣起

在近二十幾年的探索之後，美國、英國、加拿大司法單位及相關領域的心理治療專家，都肯定對於性罪犯執行輔導教育及身心治療的必要性，而且有鑑於「性罪犯」在不同犯罪類型當中所顯現出的特異性(例如：善於欺騙、隱瞞、否認)，專家也都一致地主張除了應該在監獄當中進行嚴謹的身心矯治、治療外，在假釋、甚至刑期服滿回到社區之後，必須要能夠對性罪犯持續進行監控與治療，才能有效、根本地達到預防再犯的效果。

而有關性侵害加害人治療方法的部份，雖然目前包含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從事心理治療的臨床人員都指出，儘管不同類別的性加害人，由於性侵害者本質的特殊性與所採用治療型式的差異，對於治療效果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反應，但是他們也大多同意，以現有的治療方法來看，採取「再犯預防取向(relapse prevention)」為主的認知行為治療法(cognitive-behavioural treatment)有高度治療效果，而且能夠減少將近一半之再犯率(recidivism)(例如：Hanson, Gordon, Harris, Marques, Murphy, Quinsey, & Seto, 2002)。

但不幸的是另一方面，相關的研究者同時也指出，如果只是單純地依賴「身心治療」並無法達到最佳的「再犯預防」，特別是當加害人假釋或期滿回到社區生活之後，原有潛在的低內控「特質」，加上外在的自由環境，使得加害人更不易控制，譬如：即使在社區輔導治療人員與觀護人員極為努力之下，仍舊無法有效地抑制性罪犯，除了在社區當中接受輔導教育、身心治療與觀護報到時間外，其他大部分時間接近高再犯危險情境(因子)的比率，使性犯罪加害之再犯率仍無法降到最低的情況，因而使得社會當中，不時有無辜之婦孺受到性罪犯的傷害。因而主張，對於性侵害加害人的「治療」方式應該以社區處遇為基礎(community-based program)，採取多面向的、全方位的配套觀點，才能有效地降低性加害人再犯的可能(Douglas, Burgess & Ressler, 1992)。

而過去近十年來我國在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方式的發展，也因著社會的關注與實際需要，轉而更為積極且主動，而為了能有效地減低性犯罪的發生，對性侵害加害人採取更嚴密的預防措施，臺灣地區在民國八十七年底通過「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後，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開始負責執行緩刑或假釋及出獄之性侵害加害人回到社區之後的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其目的主要在落實延續在監獄期間的教化與矯治治療，使性侵害加害人假釋期間，儘管生活在充滿刺激誘惑的現實社區當中，仍然能持續保有在監獄當中之「恢復(recovery)」過程進行，還能得到適當的監控與身心治療，以期能協助加害人更有行為控制能力，學習如何確認並避開具誘惑的危險情況，以及學習在社區當中的生活適應的技巧，以杜絕再犯的發生(Carich & Stone, 1993)。

而為了落實此項目標的達成，目前國內正全面的進行所謂性侵害加害人後社區處遇(aftercare)的操作，不過成果如何則尚未有正式的評估，主要原因在執行時間不長，很多的基礎配套元素也多未臻成熟，因此尚難評估其效果。但是在操作的過程當中，組織上、執行程序上、執行人力上、配套的法律與制度上等等是否合宜？有無困難呢？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瞭解、檢討國內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的現況，並深入了解國外之處遇模式，特別是在美國已操作多年的性罪犯社區處遇新模式，此一處遇模式發展至今已經有十餘州開辦。此一社區處遇模式最初是由科羅拉多州公共安全局刑事司法部發展出來，這一個以「抑制為取向(containment approach)」的社區處遇模式，認為性罪犯除了應該參加原有的身心治療、輔導教育與觀護報到外，對較高危險的假釋性罪犯應有較密集的觀護(如每週三至五次面對面之監督，包括：家庭訪視或要求報到等)、每三個月或半年一次至警局實施預防性質之測謊儀測謊(polygraph testing)，並詢問其有無再接近高危險因子，如：有無再看色情出版品、接近小學、酗酒、有無再犯等，題目則是由輔導治療師與測謊員共同擬定、每半年或一年做一次陰莖體積變化測試儀(penile plethysmography)(English, Pullen,& Jones,1996)。

其次，麻塞諸塞州觀護局訓練主任Steve Bocko則表示，根據一份研究指出該處遇模式具有極佳之效果，研究顯示參加者在三年內的再犯率不到2%，而未參加者三年內再犯率達27%(個人通訊，June 2, 2000)。再者，佛蒙特州(Vermont)性罪犯處遇方案行政主任Georgia Cumming 及臨床主任Robert McGrath (2000)更提出一新名稱「性罪犯之社區監督鑽石圖」(supervision diamond)，即認為性罪犯之社區處遇的生活監督，應該有如菱形鑽石之四個角且缺一不可，以此來包圍性侵害加害人的「全方位」生活，而此四個元素為觀護人之社區監督、社區之輔導治療師、案主之支持網路(如：好朋友或輔導中之其他成員)、以及定期之預防性測謊。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瞭解及整理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對於性侵害加害人相關的社區處遇模式(包含架構與內容)，以作為國內性罪犯假釋與緩刑後社區處遇計劃與操作的參考。

（二）、檢視目前國內本土性罪犯社區監控模式的現況

1、社區監控模式之要素及內涵

2、社區監控模式中各網絡成員之責任與義務

3、社區監控模式中各網絡之工作流程及操作內容

4、探討與社區監控模式相關之配套工具

5、檢視目前國內操作社區處遇可能的缺失

（三）、以台北市及嘉義縣市為例，驗證監控抑制模式在實務上的運作情形

1、操作並檢視台北市及嘉義縣市，有關性侵害加害人之社區處遇執行狀況。

2、評估該模式之執行成效

（1）、觀察使用該模式之樣本，在辦理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工作時的反應。

（2）、檢討該社區處遇模式成功或失敗之可能的顯著因素

（3）、參與該社區處遇模式之相關專業人員對此模式之評估

3、評估該模式推廣至其他地區之可行性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預期研究成效

本研究計畫實際的試驗期間僅維期十一個月，理論上本來應以性侵害加害人的再犯情況(如：再犯率、是否接觸危險因子)做為社區處遇「抑制模式」成效之評估，但是因研究時間過於短暫，因此執行操作對再犯影響著實不易出現，況且就算加害人行為出現某種程度的變化，也不容易判斷是否為操作「抑制模式」真正的效用，因為它可能只是一種假象，就如同霍桑效應，加害人往往因為被挑選出來參加「抑制模式」的計畫，所以表現出特別優良的行為(例如：遵守觀護的規定)。除此之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是研究調查指出，性侵害加害人在假釋出獄的一年內，再犯行為發生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林明傑，2003)，所以有關再犯成效的評估本研究建議可以在將來(第二、三年)進行持續追蹤。因此本研究現階段的預期成效如下：

1、探討國外的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操作，並檢視國內操作現況。

2、進行監控模式的實驗操作，檢驗國內實施此一社區處遇的可能情況。

3、依據實驗操作情況，對未來進一步的操作，研究擬定具體可行的方向。

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性犯罪的再犯與監控

雖然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犯罪之再犯率，性罪犯之的再犯率並非特別的偏高(Hanson & Bussière, 1998)，譬如：根據Hanson與Bussière於一九九八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加拿大性罪犯的再犯率大約只介在10%-15%之間，然而，性犯罪對被害個人傷害之鉅，以及所引發的集體性社會恐慌，卻遠非其他類型之犯罪所可及。而且，還值得注意的是，性犯罪並不像其他的傳統的犯罪類型一樣，再犯率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很明顯、穩定、急速地減低；相反地，性罪犯的再犯率隨年齡的成長，卻逐漸呈現緩慢下降的趨勢(Hanson, 2001)。姑且無論性犯罪者背後的所罹患的精神疾病或心理病理為何？這樣的實徵研究結果，卻明白地顯示出性罪犯的「性」犯罪行為不太容易消失的事實。

最特別的是，性犯罪不像其餘的犯罪類型一般，無論是犯罪率或再犯率都會隨年齡穩定的持續下降。然而卻有研究指出性罪犯的犯行還時而出現持續增加的現象(Hanson, Steffy, & Bussière, 1993)，而且再犯的情況也比一般的非性犯罪來的嚴重許多(Solicitor General of Canada, 1996)，尤其是其中某些類型的性罪犯，譬如：Hanson(2001)收集包括英國、美國以及加拿大4673個樣本數發現，性罪犯的再犯率介在7%到36%之間(平均為17.5%)(參表2-1)，強暴犯的再犯在35-45歲之間仍有上升的情況，而且其中若受害對象為家庭外之小孩的性罪犯，一直到五十歲時，再犯的行為仍然維持一個水平，很難有明顯地下降。這樣的研究結果與Beech, Friendship, Erikson與Hanson(2002)根據英國樣本的研究有相類似的看法，他們的研究也發現，那些被列為高危險的兒童性侵害者(child molester)的再犯率竟然高達46%。

除此之外，在Hanson(2001)透過後設分析資料當中的發現也相當值得注意，特別在18-24歲的這一個性罪犯組群當中，他們的性侵害再犯率也達到30.7%之

表2-1 研究樣本統計

Note: EX = Extrafamilial child molesters; IN = Intrafamilial child molesters(Hanson, 2001).

高。而根據加拿大法務部的犯罪統計發現，其實性犯罪犯罪率也不似一般的犯罪在青少年中期出現高峰(Gottfredson & Hirshi, 1990)。性罪犯的犯罪率通常

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比一般的犯罪早大約二、三年(13-14歲)，第二個高峰則在近四十歲前(35-40歲)出現(Canadian Center for Justice Statistics, 1999)。由此看來，無論是犯罪率或再犯率，性罪犯都呈現「後續」出現比較穩定、甚或高出其他一般犯罪的現象；換句話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性罪犯之「犯行」減低的影響，不如一般的犯罪來的顯著。因此，對於性罪犯終其「一生」進行有效持續地追蹤與監控，就相對地變得重要許多。

比較表2-1當中(英國、加拿大、美國)不同區域呈現的再犯情形，可以見到平均起來加拿大性罪犯的再犯率(17.5%)仍屬偏高，可見性罪犯之再犯相當之穩定難變。而在臺灣，過去一直將性罪犯視為一般的犯罪，並沒有特別針對性罪犯做一個全面的調查與統計，因此，對於台灣地區的性罪犯再犯程度也都缺乏明確的記錄。倒是最近一項有關性罪犯再犯預測的實驗性研究指出(林明傑、鄭瑞隆，民92)，在民國83-85年的性罪犯受刑人當中，以將近七年的研究期間之後，再一次調查其再犯的比例發現，包括：台北、高雄、嘉義三所監獄的510份有效樣本當中(其中包括成人強暴犯、家內兒童性侵害犯及家外兒童性侵害犯，人數分別為271、33及206人)。而成人強暴犯、家內兒童性侵害犯及家外兒童性侵害犯七年之再犯率，則分別為12.5%、12.1%及11.2%。而整體的性侵害加害人在七年內的平均再犯率為12％(參考表2-2)。

表2-2 性侵害類型與再犯有無之交叉表

若是考量樣本年齡的分佈，四十歲以下的再犯率提高為13.7 %，四十歲以上則僅僅有7.4%。從追蹤年限的期間與年齡層比對來看，相較於美國、英國與加拿大的再犯率，臺灣的性侵害再犯率雖未明顯偏高，但似乎也沒有呈現較好的跡象。可見傳統的性罪犯社區處遇模式之成效，已達到一個極限；換句話說，它確實遭遇到瓶頸而急待突破。尤其臺灣目前對性罪犯的社區處遇正處於發展初步的階段，對於性罪犯的社區監控方式也仍在摸索中，除了在社區處遇的操作機制尚未明確之外，負責特定業務之單位的確認，以及單位之特定業務操作的專業知識、方法仍未臻成熟，譬如：真正能夠配合主要的身心評估技巧與身心治療的方式仍然紛亂不一(陳若璋、劉志如，民90)，因此，想要有效地預防再犯可說是步步維艱，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然而根據Gendreau, Cullen,& Bonta(1994)之研究，犯罪處遇成效不佳的原因很多，譬如：最初在監獄期間的矯治處遇品質就是一大問題，由於刑期總有結束的一天，犯罪人終就會回到社區來，Gendreau等學者以為犯罪處遇後續的問題，主要就在於對於緩刑(probation)與假釋(parole)之加害人回到社區後的監控(monitoring)、管理(maintenance)品質不良所導致。

而正如在監獄時所面臨的人力問題一樣，根據他們的資料顯示，目前觀護人觀護的人數過多，因此無法做好有效的監督與掌控。此外，他們進一步的指出，有效的犯罪處遇計畫，主要依靠我們對再犯因素的瞭解與掌控；換句話說，要能夠掌握到準確的再犯因子，才能有效地施行處遇計畫。而目前司法單位對於性罪犯的犯罪行為與導致犯罪行為發生的瞭解仍然不足，當然對於性罪犯的控制就更為困難。由此看來，對於再犯因子的監控與掌握監督機制，可能是後續處遇計劃實施的根本，沒有良好的監控機制，徒有準確的再犯因素也掌控不良。

第二節 高危險之性罪犯之一般發現

美國Vermont州性罪犯處遇方案之臨床主任兼Addison郡之社區治療主持人Robert McGrath(1992)曾經就性罪犯之再犯危險評估提出以下五大要素：

（一）、再犯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以下五項考慮

1、犯罪類型：

McGrath(1991)從多項再犯研究中發現，未接受治療之暴露狂再犯率最高，其次是強暴犯；而兒童性侵害犯中又以侵犯不認識之男童者比侵犯不認識之女童者有較高之再犯率；亂倫犯則是所有性侵害犯中再犯率最低。

2、多重性倒錯(multiple paraphilias)：

有多重性倒錯之性罪犯比單一性倒錯之性罪犯有較高之再犯率。Abel and his colleagues (1987) 作一治療後追蹤一年之研究中發現，平均再犯率為12.2%，而曾侵害男、女童均有之兒童性侵害犯的再犯率則為75%，另外曾有暴露或偷窺犯史之性罪犯，其再犯率亦高於沒有此犯史之性罪犯。Vermont之另一研究亦發現家外之兒童性侵害犯，其曾性侵犯男、女童皆有者，再犯率為55%，而只侵犯男童或女童者，其再犯率則為10-11%。

3、暴力之使用程度：

Marshall 及Barbaree (1988)之研究發現，性侵害中使用暴力之程度，是再犯高危險之預測因素。

4、偏差之性激起：

McGrath (1991)曾就七篇相關研究綜合發現，其中六篇顯示偏差之性激起與再犯率有正相關存在。

5、犯罪史：

對於一般罪犯而言，有前科者之再犯率會比無前科者高，而性罪犯之研究亦有類似如此之發現(Quinsey, Lalumiere, Rice, & Harris, 1995)。

（二）、再犯之可能傷害程度：

如果性罪犯曾有使用暴力相向之行為史，則其未來再度使用暴力之危險亦大增，譬如：過度綑綁、挾持、毆打等。

（三）、何種情況下再犯容易發生：

應該注意之高危險情境，每一個人可能有所不同，但以下六點可

能要考慮：

1、接近潛在被害人之機會：

如兒童性侵害犯在假釋後，是否常有機會碰見兒童。

2、物質濫用：

如有無再有藥物或酒精濫用。

3、色情出版品：

有否常使用色情出版品之性罪犯，是否有機會再接觸或購買。

4、工作地及居住地：

往返此二地及中間路程是否有機會與潛在被害人接觸或引發某些負面情緒之可能情形。

5、交通工具之使用：

若交通工具之使用曾是案主犯罪手法之一，那麼其再使用又缺乏監督之情形，亦使之容易再犯。

6、情緒狀態：

Pithers, Beal, Armstrong, & Petty (1989)發現就性侵犯之近期前兆上，強暴犯常會是"憤怒"(88%）；而兒童性侵害犯則是（32%)，兒童性侵害犯則常是憂鬱或焦慮(各是38%、46%；而強暴犯則是17%、27%)。失去工作或與他人之關係常會是特別高之危險情境，因此瞭解其情緒狀態是極重要的。

（四）、瞭解再犯之可能被害對象為誰：

從過去之犯罪史當中，瞭解其犯罪手法以及再犯之可能被害對象為誰，依此作好評估及預防之工作。

（五）、再犯之可能時間：

根據Frisbie (1969)五年之研究發現，一般而言，強暴犯在假釋後九個月內之再犯危險性最高，之後逐年下降；而兒童性侵害犯則是假釋後二至三年內之再犯危險性最高。因此，可以一再犯的最可能發生的時間對加害人進行更密集的治療與監督。

第三節 再犯高危險之性罪犯之最新研究發現

以加害人的靜態與動態因子(static and dynamic factor)做為再犯預測的指標，乃是目前最廣為使用的方法，靜態因子指的是那些個人過去固定的歷史變項，譬如：犯罪的次數；動態因子則是指那些維持數月或一、兩年，但是可能改變的變項，譬如：親密關係。有研究者將那些維持數天，甚至數小時就可能變化的因素稱為「急性動態因子(acute dynamic factor)」，如：酒醉、短暫的緊張(acute distress)(Harris & Hanson, 1999)。

Hanson & Bussiere(1998)以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的方式檢驗共28,000個樣本的研究發現，靜態與動態因子是預測加害人是否再犯相當不錯的高危險因子。尤其是性侵害加害人的犯罪生活模式(犯行數及反社會人格)、性偏差(對兒童性激起、以前之性犯行數、多樣化之性犯行、以男童為性侵害對象、以陌生人為性侵害對象)及不能完成治療方案等三者，都是很好的預測性犯罪再犯因素，而心理之不適應(憂鬱、焦慮、憤怒)及治療中負面之臨床表現(否認、不反悔、及沒動機參與治療)兩因素，則在預測上與再犯相關程度不高(參表2-3、表2-4)。Hanson & Bussiere(1998)並明確地表示，任何單獨的一項因素都無法準確地預測性侵害加害人的再犯發生，必須將所有的因素同時加以合併考量使用，才能提高再犯預測的準確度。

表2-3 再犯率與預測因子群之相關值

註：以95%為信心區間

表2-4 再犯率與預測因子群下各因子之相關值(依meta analysis算出)

Hanson, & Harris (1998)又將「動態因素」(以MnSORT量表中之解釋為準)區分為穩定及急性狀態(stable & acute，以約三、四天至一週左右做區分)。其發現藥酒癮問題、重要他人之關係數(前兩者尤其對強暴犯及對男童之兒童性侵害犯特別明顯，對女童之兒童性侵害犯則不明顯)、對性侵害之態度(如低後悔、責怪被害人、自認理由充分)、自認將不會有再犯之危險、有機會靠近被害人及脫離治療及監督等，不論在穩定或急性狀態中均能有較高之準確度(參表2-3、表2-4)。這些內容應可提供觀護人及臨床人員，在如何評估參與治療中之性罪犯，其日後或近日極可能再犯之評定因素，而可由此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甚至治療中也可加強案主面對該項因素之改變；而值得注意的是加害人情緒部份，其中負面的心情及憤怒，只是對急性之狀態有較高之準確度，因此對於長期性之再犯預測應該不是一項好的預測因子。

表2-5 穩定的動態危險因素(Hanson & Harris, 1998)

註：*表p < .05, **表p < .01, ***表p < .001.

表2-6 急性的動態危險因素(Hanson & Harris, 1998)

註：*表p < .05, **表p < .01, ***表p < .001.

第四節 性罪犯之新社區處遇概念

為了有效地預防再犯，目前美國、英國、加拿大的司法部門與心理治療專家都一致地肯定，提供性罪犯身心治療的必要性，而且除了在監獄中的治療之外，他們也都主張，在假釋或緩刑後，若能再加上社區督導的配套措施，則能提供更完整的治療效果，除了可以藉此繼續保持監獄所學習之處遇效果外，甚至可以再提升加害人的內控能力，同時可以減低加害人進入再犯危險「狀態」的可能。因此，目前針對性侵害加害人之社區處遇之實驗操作廣受英、美、加各區的司法矯治單位的重視。

(一)、社區處遇的理念與目標

本質上，社區處遇是一種終身監控的理念操作，社區處遇的操作，除了仍然強調在監獄中原有之身心治療為增加性侵害加害人內在的控制能力外，其實更重要的是，社區處遇主張無論司法單位或治療者都必須認知到性侵害加害人本身高度再犯的特異性，特別是中、高危險的加害人再度犯案的可能性相當高。而且真實的社區畢竟不同於監獄內的生活，監獄當中具有高度的「監控」效用，但社區卻是一個自由的活空間，加上回到社區生活之後可能遭遇到的誘惑與各種壓力，因此，其實有必要對性侵害加害人，加強外在社區生活監控機制的操作，一方面除了保持在監獄中已有的治療效果外，也能夠繼續與加害人互動，維持良好的溝通關係；換句話說，理想的操作，必須延續監獄的「治療」與「監控」到社區生活當中，才能有效地抑制性侵害的再犯發生，這是一種類似實施終身監控的方式。

社區處遇的最終目標在防止加害人的再犯，由於性偏差行為的複雜與多樣性，因此社區處遇的目標也應涵蓋多面向的介入模式(Green, 1995)。因此，性罪犯的社區處遇目標除了持續矯正原來性罪犯的偏差行為之外，也包括評估再犯的可能、訂定社區處遇治療活動包含的內容、整合社區資源以及減少再犯的發生等等。而為了進行有效的社區處遇達成這些目標，以提升整體犯罪處遇的效能，在性侵害加害人回到社區生活之後的管理方面，社區處遇操作必須要具備下列的要件。

1、專業人員的設置

在社區處遇方案當中，設置專業人員的功能在於執行社區行政業

務、進行社區監控、以及整合社區的資源，協助社區處遇可以順利有效的操作。Scott（1997）認為，設立專門人員對司法部門來說有很大的利益，他們可專門針對社區管理做更有效益的技巧訓練及監控，此外也增加社區生活的安全感。

Scott指出，專業人員對性罪犯在社區生活的活動上，應特別重

視性侵害加害人在治療團體中的作業、討論性罪犯學習控制偏差幻想

的過程、訪視其家庭及可能接觸到受害者與兒童的情形、工作穩定

度、是否獲得成就感等等。

同時，專業工作人員應了解罪犯的交通工具使用狀況（如行照、牌照號碼），告知家屬及居民有關性罪犯之罪行、假釋期限。除了監控罪犯使用酒精、毒品的狀況外，應檢查性罪犯假釋後之住處，例如：針對戀童症的性罪犯，應檢查是否有兒童衣物、影帶、色情刊物、電腦設備等，並確認是否和過去的犯罪行為有所關連。

2、將治療處遇的操作與團隊工作相互結合

社區身心治療的團隊包括：社區治療工作的行政人員、行政督導、專業人員（社工員）、評估者（心理醫師）、假釋官（觀護人）、警察、性罪犯的配偶及家屬等。對於處遇及治療團隊人員間的合作，Scott（1997）認為應有以下幾點認識：

（1）、傳統上，一般認為假釋官只需要監控犯人便可，但因為對罪犯的處遇命令，應延續至假釋期間執行，所以假釋官在社區監控情境中應該與社區治療團隊配合，參與治療團體的所有操作。而且性罪犯本身應該清楚地體認到在治療期間，他沒有權力保有個人私密，他的一切事情都將公開化，使得相關的專業人員能夠彼此互相討論，以研擬因應策略，避免其再犯。另外，有許多性罪犯方案利用認知行為理論進行處遇，所以負責此一加害人之假釋官也必須深入了解此理論模型，以利有效勸誡之施行，甚至可以參與監督的工作。

（2）、假釋官必須參與性罪犯治療課程，以了解如何與性罪犯溝通。不同領域間的專業工作人員，如治療者、社工員、警察、觀護人……等，也應該學習與其他領域工作人員的溝通，了解加害人的犯罪行為模式、高危險因子，以利預防再犯之施行。

（3）、除了與專業人員之間的合作外，假釋官與性罪犯的家庭(譬如：配偶、親友)也必須相互合作，了解關於加害人異常的性幻想及行為模式，並扮演適當角色以保護孩子的安全，假釋官與罪犯的家屬應該有一致的目標以完成適當的處遇監控工作，例如：在德州Tarrant城，亂倫犯仍被允許在判決後即可回家。

（4）、性罪犯假釋後，必須參加針對他們設計之「特定」強制教育課程，內容包含：人類性知識、社會態度及發展形式、了解犯罪循環、受害者的創傷及影響、如何使用社會支持系統、他們期待中的治療環境。這些課程提供性罪犯討論以往被視為禁忌話題的機會。假釋官也發現由於罪犯從課程中獲益良多，他們甚至要求希望其配偶或伴侶也能獲准參加。

(二)、國外的「監控」取向的社區處遇

而過去十幾年來，比臺灣更早意識到性罪犯的特殊性，同樣地指出為了更有效地掌控性罪犯，以及避免其再犯，美國、英國、加拿大各國則轉向以社區為處遇性罪犯操作的基礎單位，陸續分別各自提出「抑制取向」(containment approach)、「社區性罪犯團體計畫」Community Sex Offenders Groupwork Programme與「動態監督取向(dynamic supervision )」的性罪犯社區處遇方案，接下來將分別敘述美國、英國、加拿大目前正在嘗試的兩種社區處遇操作方式。

1、美國的「抑制取向」社區處遇

在美國方面，由科羅拉多州發展出有名之「抑制取向」的社區處遇，其認為對較高危險的假釋性罪犯應有較密集的觀護(如每週三至五次之面對面監督)、每三個月或半年一次到警局之測謊儀測謊(polygraph testing)，詢問其有無再接近高危險因子，如：有無再看色情出版品、接近小學、酗酒、有無再犯等，題目由輔導治療師與測謊員擬定、每半年或一年作一次陰莖體積變化測試儀(penile plethysmography) (English, Pullen, & Jones, 1996)。據麻塞諸塞州觀護局訓練主任Steve Bocko表示，根據一份研究結果，呈現該模式有極佳之效果，研究顯示參加者三年內之再犯率不到2%，而未參加者三年內再犯率則為27%(林明傑，個人通訊，June 2, 2000)。

而根據印地安納州政府矯正部門(Indian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 2002)的性罪犯處遇專案(The Indiana Sex Offender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Program, SOMM)，要做好再犯評估與再犯預防，性罪犯通常要經過三個階段的評估與教育。其中的第一與第二階段都在監禁時期進行，主要內容為評估與矯治處遇，如：第二階段中的主要內容包括有：性心理與危險評估(psychosexual and risk assessment )、密集的「性罪犯心理教育課訓(sex offense specific psycho-education )」、針對高危險性罪犯另加高度密集的行為管理課程(Behavior Management Program)，主要的目的是實地應用「性罪犯心理教育課訓」中學到的概念與原則、個別的危險因子與犯罪手法進行檔案收集與記錄、性罪犯再犯預防計劃(Individual Relapse Prevention Plans)，最後則彙整以上所有的相關報告，做為假釋與緩刑(parole and probation)之後的預防與追蹤計畫。包含的項目之所以如此密集，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些性罪犯大多在刑期的最後三年，可能將要申請假釋出獄，一旦申請獲准，隨時可能回到社區生活，因此要進行更仔細的評估與教育。

至於第一、二階段所做的操作是否有效呢？性罪犯回到社區後有無再犯的危險？第三階段進行的社區監控(community monitoring)正是最好的檢驗，這個監控的設計方式是以「抑制模式」做為主軸，在假釋與緩刑之後，對性罪犯在社區當中的行動進行預防與追蹤。主要操作的項目包括如下列三方面。

（1）、相關部會的合作：包括SOMM計畫的協調人、假釋單位，如：觀護人、性犯罪治療師與測謊專員。

（2）、監控假釋人參與社區的處遇治療與假釋規定的遵守程度；仔細追蹤假釋、處遇與再犯的類型。

（3）、「抑制模式」處理小組分享有關假釋人的各種訊息。

印地安納州政府這種「三角關係」的Containment Approach，主要在整合不同群體的力量與資源，幫助、維持對性罪犯回到社區後的監控(參圖2-1)，包括：處遇、認知行為治療的效果以及有關假釋規定的順從，以防止他們再犯。當然除了積極的監控外，另一方面也期待能與性犯罪假釋人維持「定期」的溝通，希望能夠透過有限之「定期」與「定點(三角)」的溝通，掌握他們是否仍然有隱藏不現的不良「性」行為模式。

圖2-1 Containment Approachin Indiana

另外，佛蒙特州(Vermont)性罪犯處遇方案之行政主任Georgia Cumming 及臨床主任Robert McGrath (2000)則提出一個更細緻的名稱叫「性罪犯之社區監督鑽石圖」(supervision diamond)，來說明這個整合型之性罪犯處遇的「抑制模式」(參圖2-2)，認為性罪犯之社區監督應有如菱形鑽石之四個角且缺一不可，此四個元素為觀護人之社區監督、社區之輔導治療師、案主之支持網路(如：好友或輔導中之其他成員)及定期之測謊。在這個抑制模式當中，比較特別的是佛蒙特州的司法部門將定期測謊的操作納入社區處遇的團隊當中，它的目的主要在協助社區處遇的成員，釐清加害人刻意隱藏的事實，如：加害人的犯罪模式、過去的性歷史、對於身心治療與觀護約定的遵守，當然更期待加害人能夠因此對自己的過去與現況做更完整、清楚的揭露，尤其也可以用來瞭解性罪犯如何控制自己不適當的想法與幻想，因此，在角色上，本質上測謊可以是一種輔助治療與監控進行的工具(Scott, 1997)。

圖2-2 Vermont州的鑽石模式(Cumming, & McGrath, 2000)

觀護人之社區監督

定期之測謊

案主之支持網路

2、英國性侵害加害人的社區處遇

在1997年通過The Sex Offender Act之後(類似梅根法案的登記制度)，英國才開始逐步的推動社區處遇方式的標準化與統一化，在此之前都是由各地方政府採用各式由自己設計的社區處遇。1997年後，在英國發展出以社區為基礎(community-based)的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計畫主要有三種，分別是：

（1）、Community Sex Offenders Groupwork Programme(原名稱為West Midlands Programme)

（2）、Thames Valley Sex Offenders Groupwork Programme

（3）、Northumbria Sex Offenders Programme

這三種社區處遇計畫進行的中央主管單位是英國政府之Home

Office(類似我國的內政部)所屬的The National Probation Service(可能是矯正司)部門。在各地區則由地方的專業(受過性犯罪相關訓練)的刑事司法人員(多數為觀護人)、警察負責執行，前者的地方主管單位是Housing Services，後者則是警察機關。

最初這三種社區處遇方式都只是由單一地方(類似縣市的行政區域，分別在West Midlands、Thames Valley、Northumbria等三個地方)的操作，在實施成效比較完整與修正改善後，才逐漸推廣至較大的行政區域，尤其在1997年通過The Sex Offender Act之後。目前在英國每一個假釋或緩刑的行政區域，都會指定採用三者之中的一種處遇方式來處理在社區中生活的性侵害加害人，至於各地方對於決定採用何種社區處遇方式，並無一定的選擇標準，大致上依照區域不同而採用自己的方式進行，而且細節部份的操作或人力資源的協調也依不同地區而有所不同，譬如：在Edinburgh的整合模式中，雖然醫療單位與社會單位之間的合作頗受肯定，但是在網羅心理治療人員的參與上，人數就出現不足的情形(Scottish Executive, 2003)，這和臺灣的現況頗為近似，心理治療人員皆不容易參與性加害人的治療。

在操作上，基本上這三種社區處遇方式都採取共同的理論架構(參圖2-3)，以多向單位參與(multi-agency involvement)為操作原則，在各地方政府成立所謂的「多向單位公共安全保護小組」 (Multi-Agency Public Protection Panel)，這個類似臺灣各地方「家暴既性侵害防治中心」的小組，主要以警察首長為首(主席)，而以假釋或緩刑的單位為核心操作者，如：觀護人或假釋官員，但在操作的機制上仍然強調合作取向(collaborative approach)的伙伴關係(partnerships)，其中參與管理性侵害加害人的合作伙伴單位也大致與臺灣相同，譬如：醫療單位(精神醫師或臨床心理治療師)、地方的警察單位、社會工作服務單位、住宿安排(Housing Service)等。至於在美國社區處遇抑制模式中，特別被強調的社區網絡在此並未被特別的強調，而關於測謊單位對性侵害加害人的操作，則並沒有在英國的社區處遇執行中出現。

警察局長

公共安全保護小組

轄區之警察單位

司法觀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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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英國的社區處遇架構

由於三個社區處遇計畫相當類似，接下來就依三個計畫綜合性的資料分別就計畫的目標、對象、期間、操作的內容以及相關的規定進行簡要的說明。

首先是社區處遇的目標。以社區為基礎的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業務，主要在針對可能危險因子執行法定的監督工作，整體計畫的最終目標當然是以減低再犯危險為主，而除了外在的監督之外，目前在英國社區處遇採用的方式，也是仿傚美國與加拿大的作法，多以認知行為取向的設計為「管理(management)」內容基本的主軸。

治療的型式則包括團體治療、個別治療以及再犯預防訓練，而治療的型式與維持期間的長短，則依指定的再犯評估量表檢驗加害人的危險程度決定，通常若是評估屬於高危險、高偏差的程度，則團體治療與個別治療都要進行，外加再犯預防的訓練。相對的，若屬低危險、低偏差的程度，則僅進行個別治療與再犯預防即可，以Community Sex Offenders Groupwork Programme為例，這個治療計畫包括：Induction module、Long term therapy group、Relapse prevention programme等三種處理。

Induction module顧名思義是屬於個人的治療方式，它的內容包括：維期10次的治療，每次2.5小時，每周進行一次。而由此設定的細部操作目標如下：

• 提高加害人覺察( awareness)自己在態度與犯行對受害人與受害者親人的影響。

• 面質加害人的否認情況，鼓勵他們主動地對自己的性侵害與性行為負全部的責任。

• 仔細分析加害人的犯罪行為，以提供正確之危險評估。

• 教導加害人打斷犯罪行為的方法，並加強學習新生活、不受困難的能力。

• 指認並檢驗自己與團體成員對女性、小孩、男性與性別的知覺與態度，因為這些都與犯罪行為的發生有關。

治療四個基本內容:

• 基本要求---全勤出席，連續兩週，每天9am-5pm 。

• 對受害者的同理，每周兩次，共四周。

• 生活技巧(Lifeskills)，每周兩次，共十周。

• 再犯預防，每周一次，共二十四周。

此外，無論是採用哪一個計畫，國家層級的觀護處理(National Probation Service)與所屬地方的社區處遇主管單位，對於整體社區治療的政策執行採取相當嚴格的規定。每一位個案的督導(主要是觀護人)須要負責監督執行命令的遵守，而且執行的決定也要以國家的標準( National Standards)來配合，譬如：社區處遇中治療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有否遵照規定之標準化的設計與操作。

當加害人若是發生沒有配合個別治療、或團體治療計畫的執行時(譬如：缺席)，團體的負責人(主要是團體的心理治療師)要判斷個案所給的理由是否合理，同時也要通知個案的督導員(觀護人)，督導員則依職權決定懲處。而超過兩次以上無故缺席者，個案將被考慮驅逐出團體計畫以及相關的操作，以及再回到法院進行審理，而這樣的處理是臺灣目前沒有的操作。

3、加拿大性侵害加害人的社區處遇

加拿大刑事司法部門對於性侵害加害人目前採取的社區處遇雖然在「名稱」的使用上，不像美國所採用「抑制取向」處遇方式的名稱或說詞，但基本的架構與理念上卻是類似的。基本的成員至少包含有刑事司法機關，如：觀護單位與檢察官的保護管束與身心治療計劃的提供，如：精神醫師與臨床心理治療師，必要時當然也有警察單位的介入。

在加拿大，對犯罪人的社區督導(community supervision)基本上也是由觀護機構的人員(probation and parole officers)來提供，不過也有類似「榮譽觀護人」的義工幫忙輔導。每一個觀護人有一定的個案量，就性侵害個案的觀護而言，原則上也有特定專職的觀護人負責，不過也有些地方當成是一般的個案處理。

社區督導的執行會發生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下發生。首先是緩刑命令(probation order)的執行，當性侵害加害人被法院判決稱為「地方監禁」時(provincial sentence)(大約都在兩年或兩年以下)，會在監獄服一小段的刑期，時間期間的長短則由法院來決定。爾後經法院執行緩刑命令，才可以回到社區生活，但在社區的生活必須遵守某些約束，而且必須要受到緩刑觀護人的督導。當然在緩刑期間，加害人如果被觀護人認定為「嚴重地」違反緩刑期間應該遵守的規定時，或甚至於認定有再犯的危險之虞，加害人可能因此被法院判決需要再回到監所監禁。這種「地方監禁」的情況往往適用在一般案件與性侵害加害人的身上。

第二種情況就是假釋的案例。如同一般的情況，一旦加害人服滿一定的刑期，如：一般罪犯只要達刑期的1/3就可申請，甚至有些達1/6即可，而性罪犯的申請假釋標準至少一定要達1/3刑期，符合假釋的規定就可申請假釋。就性侵害加害人而言，達1/3刑期就可申請假釋，但是如果被駁回就一定要達刑期滿2/3以上才能離開監所，回到社區當中(這是法律規定，除非有重要的理由才能繼續監禁)，則必須接受社區「強制督導(mandatory supervision)」計畫；換句話說，他們可以在社區的生活中，接受觀護人的監督，完成他們剩下的1/3刑期。同樣地，如果在假釋期間，加害人被觀護人認定，「嚴重」違反假釋該遵守的規定，或甚至於認定有再犯的危險，加害人可能因此被法院判決需要進到監所監禁，完成他應該有的剩下刑期。在社區督導期間，觀護人當然是主要負責這些罪犯的輔導與支持，但是這些罪犯如果被認為有「危險」、有「再犯」之虞，也被要求要參與一些「矯治」或「治療」的課程，參與的程度與期間則是依照加害人「危險」、「再犯」評估的程度做為考慮的標準。

第三種狀況的情形，也是在有條件的情形下服刑(conditional sentence)。雖然說是「sentence」，但有條件的服刑是完全不用到監獄監禁，不過加害人必須要在社區中完成刑期，當然也是在特定的條件下活動。相同的如果在假釋期間，加害人被觀護人認定，「嚴重」違反假釋該遵守的規定，或甚至於認定有再犯的危險，加害人可能因此被法院判決需要進到監所監禁。

而為改善社區處遇的效能，以上述的社區督導處理為基礎，目前加拿大司法部正在嘗試操作一個實驗性的社區處遇研究方案，稱之為「動態監督計畫(dynamic supervision project)」，主要由Andrew Harris 與Karl Hanson兩位專家來主持，他們認為社區監控預防再犯主要操作的重點，其實還是在能夠精確地掌握高危險、再犯加害人的情況，包括所有的靜態、動態因素，尤其是對於與再犯有關之動態因素的掌控。這個計畫自三年前開始操作，是一個連續的、前瞻性的(perspective)計畫，除了基本的觀護與治療活動之外，另外以定期六個月對性侵害加害人進行穩定動態因子(stable dynamic factor)的評估，比較特別是他們也定期每一個月一次對加害人進行急性動態因子(acute dynamic factor)的評估，每一次都依靜態、穩定動態因子、急性動態因子來掌控加害人再犯的程度，以做為社區督促操作的參考。目前這個計畫仍然在進行當中，將持續到2003年底為止，它的基本操作精神明顯地是以監控加害人「生活動態」為主軸，加強密急監督，尤其是有效的「動靜態」因子，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觸發加害人犯行發生極關鍵的前置因素，如果可以提前確認出現，然後即時的處理包括：治療的介入與社區監督的操作，對犯行的發生會有重要的抑制效果。至於社區團隊的成員的組成則與現行一般的社區處遇架構相近。

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步驟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為了解目前我國操作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之資源現況、瞭解操作時遭遇到的相關問題，以及能有效地實驗操作「抑制模式」，以發揮其預期之功能，本研究案擬以台北市[都會區]及嘉義縣市[城鄉區]做為試辦方案之地區，因此本研究案規劃之研究方法如下：

1、以台北市及嘉義縣市為實驗「抑制模式」的觀察對象，以八個月為試辦期，除各人員與保護管束之中高再犯危險程度(擬以每一位加害人基本資料的危險評估程度做為評估標準)之性罪犯依工作內容指定之操作外，亦應互相定期辦理聯繫會報。並在研究結束終了前檢驗實驗情況，檢討可能的問題與提出改善的建議。

2、本研究樣本的篩選則以本實驗操作前半年假釋出獄的性侵害加害人為主要對象，臺北市共25人，嘉義縣共15人。

3、觀察之方式，則是：

(A)定期參加加害人至觀護人室報到的晤談，

(B)參與台北市及嘉義縣市的評估會議，

(C)並召開「個案」討論會，同時編制「治療人員」、「觀護人」、「警察」對於性侵害加害人定期的操作工作內容與追蹤現況的表格(參考附件之表格)，以做為抑制模式操作進度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下：

1、文獻蒐集與分析：

蒐集國內、國外(主要為美國、英國與加拿大)相關之各種處遇模式操作(以抑制模式取向的操作為主)與性罪犯測謊之操作原則。

2、聯繫法務機關與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並舉辦協調會報。

3、研擬初步操作流程、確定受試者。

4、編製社區處遇成員，記錄追蹤「加害人」的現況之表格。

5、台北及嘉義試辦測謊、並收集測謊資料。

6、第2、3、4、5次協調會報，分別在台北及嘉義舉辦。

7、如果經費與時間可以配合，擬舉辦測謊訓練研習，招募各縣市未來可能實施之測謊人員訓練之，並探討實施過程。

8、追蹤再犯率及整理資料。

9、統計分析。

最後根據研究的結果，擬提出對性侵害加害人後社區處遇政策之指引與建議，本研究團隊將就如何實施再犯危險評估及相關之司法與臨床之處遇提出政

策之指引與建議。

第三節 研究日誌與進度大綱

本研究以實驗性質的方式操作「抑制取向」的社區處遇進行為主要工作，理想上研究小組認為，各縣市處理性罪犯的團隊應該都具有初步操作流程(按照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的作業流程)，以及對「性侵害加害人」基本的專業知識與操作概念，但是事實上不然，在實驗操作的初期，研究者耗費很多時間與工作，在各個相關成員的溝通與協調上，除了因為多數現有的社區處遇成員對於整個操作並不清楚外，在原來理應操作之「基本」的工作當中，各縣市處理性罪犯的社區處遇團隊也有諸多待補強督促之處，因此在工作操作與配合上，與研究小組想要嘗試操作的「準備」出現極大的落差，甚至有些原有既定的工作也都荒怠多時，例如：進度已嚴重落後的評估會議業務，研究小組除了耗費很多的精力來「協助」不同單位的成員，幫忙其中的實驗城市補足進度外，也須「教育」縣市單位的成員有關操作抑制取向社區處遇的基本概念，並定期的參與「評估」會議與幫忙召開「個案」討論會。因此，研究小組茲將自三月至十一月的進度與工作內容列於附件當中，並附個案討論的會議內容、以及簡要的工作與開會說明。

第四章 性侵害加害個案之「抑制模式」、

操作歷程與分工

第一節 主旨：社區處遇為何要進行

抑制模式性罪犯個案管理？

社區處遇的核心目標在由傳統刑事司法系統中，以重視監獄內之教化(矯治)處遇以改變犯罪人的操作，延伸至犯罪人回歸社區的生活當中，除了原有的觀護制度運作之外，也加入身心治療與團隊網絡的監控，尤其是針對性罪加害人的治療與監控。那麼為什麼要特別對性罪犯強調社區處遇的個案管理呢？

(A) 性罪犯的特質：

過去的研究調查，一再的顯示性罪犯是一個特異的犯罪族群，相當精明幹練(sophisticated)、而且善於索求(demanding)的團體，他們的特質包括：操弄的(manipulative)、神秘的(secretive)、曲折的、拐彎抹角(devious)、欺騙的(deceptive)等等；換句話說，性罪犯善於欺騙，對於自己的真實情況，大多採取否認、不揭露的態度(譬如：性歷史、住所、工作情況)，特別是對被其所侵害之被害人的犯罪行為。多數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亦以為，正因為他們這種「陰險、欺騙的行為特質」與「刻意神秘地隱藏的個人特質」，因此，對性罪犯須要採用不同於其他罪犯類型的管理方式，而且需要投注更多的工作時間做更緊密的監控與管理。

不過，幸運的是，研究者同時指出，性罪犯並非毫無破綻可尋，儘管他們有著神秘、隱藏的本性，性罪犯卻會一再顯示再犯的傾向(Marshall et al., 1990)，而且所有再犯的發生皆有前兆可以看出其犯行的來臨，譬如：看似不重要的決定(seemingly unimportant decision)(例如：看似漫無目的遊蕩，當性衝動一來，接著看A片，然後開始尋找對象)。其原因在於偏差性行為雖然乍看之下是一種衝動的行為(impulsive behavior)，但是整個行為的發生是一個有步驟與階段性的計畫，每一個步驟對個人身心滿足都帶來相當程度的意義，而加害人並未能有效地察覺到(譬如：強大的張力得以舒解)，那是一種極具象徵性的意義，因為「那是他們發自內心真正喜歡做的事。」，而最危險的是這樣的決定會引導下一步驟(行為)的發生。

因此，臨床治療或研究者皆認為這樣的滿足個人身心，通常是仔細計畫並「思考過的行動」。正因為他們是經過相當「思考的行動」，所以在發生時，表面上看來會以為只是一種臨時「衝動」的行為，殊不知他們已經在「腦中」反覆地想(幻想)過(ruminating)、練習過(practicing)很多、很多次，譬如：性侵害的對象、場景以及性侵害的行為方式，這像似一個自動化的歷程(automatic processing)，一觸即發，甚至會一次又一次地精緻化整個性侵害的行動過程，因為這個過程會帶給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滿足，這像是一個極具強化(reinforcement)效能的條件化制約過程。

(B)以團隊的社區管理代替個人的治療或矯治：

所以，在此要特別特別強調的是：「加害人性犯罪的幻想或計畫會因為任何監控操作的介入而被打斷」，譬如：觀護人告知：「你剛剛說最近曾經到兒童遊樂場閒逛，是不是有特別的原因，因為上次犯案之前也有類似的閒逛情形發生。」因此只要有外力的干涉，加害人的「犯罪歷程」就會中斷，這時只要「任何相關人士」適當的介入就可以阻斷可能的犯罪循環發生，而傳統的方式在強調治對加害人的治療發揮效果，當期待當事人可以自己「已治療」或透過「正在治療」的幫忙，自己阻斷這樣的犯罪循環，但是截至今天實徵研究或臨床的報告都指出，無論監獄治療或社區正進行之治療的效果並非如此的樂觀，所社區處遇就是集團隊之力來協助「管理」加害人，共同地「監督自己」，一但加害人一出現「引爆」的「危險因子」或前置因子，就提供觀護人、治療人員一個「操作(intervene)」的機會，甚至也可以啟動加害人的其他監督網絡成員的協助，如：警察或加害人的家人、朋友，甚至如果當事人在晤談時出現「否認(denial)」、「抗拒(resistance)」的情況，也可尋求警察人員的幫忙，加強在可能的犯罪「情境」中的監控。

相對而言，監督團隊成員的任何被動或主動的妥協，都將會強化他的性幻想或計畫。也就是說，「如果監控的動作、操作稍有閃失，對加害人性犯罪的幻想或計畫就是一種強化的作用。」譬如：加害人隨便說個謊(你剛剛說要準時來報到，怎麼遲到快一個小時呢？啊！「塞車嘛！今天交通不太好」)，如果你(治療者、觀護人、警察)沒有做任何的回應，就放過當事人隨便的「塘塞」、「瞎扯」，對加害人而言，就是一種「有機可乘」的強化操作，對加害人而言這是一種極細微的「欺騙」強化，更增強加害人「犯案歷程」的自動化操作。

正因為性罪犯呈現出這樣的特性，所以在每一次「性侵害加害行為」發生之前，絕對是有跡可尋，因此只要能對性罪犯管理(包括：內在與外在的監控、督導、治療)得當，就能有效地確認危險的犯罪行為前兆，而且嘗試採取相對應的技巧以避免「性犯罪行為」的發生。而本研究所建議的這一個模式，主要的目標就以更密集而有系統、有組織的方式，改善(增進)對於性侵害加害人個案的管理(case management of sex offender)。

第二節 性罪犯社區處遇的理念與原則：團隊處理模式

依照原始的本意，性罪犯在假釋或緩刑後，社區處遇模式的管理方式強調以整體典範(holistic paradigm)為主軸，採用整合的取向來處理性罪犯，不同單位或單位成員間的處理方式，不僅僅是集合在一起而已，而是整合成一個有系統、有組織團隊的執行計畫，它可以概念化為以下五個部份：

（一）、模式操作的本質：

由於社區處遇本質上以維繫社區安全與保護被害人為操作的主要方向，因此所有的業務執行基本上主要考量以下三點：

1. 維護公共安全，譬如：維護社區的安全(community safety)，保護社區的居民免於受到傷害。

2. 預防犯罪被害，譬如：教育居民如何避免被害、加強監控加害人、注意加害人再犯的可能程度。

3、保護(補償)被害人，譬如：如何幫助被害人(例如：避免trauma的惡化)。

（二）、如何強化對於性罪犯管理的策略

社區處遇的運作方式在打破各自努力的模式、強調團隊的合作與交流，同時以管理的操作代替治療或矯正的目標，目的在發展出共同的方式(包括：政策、流程、與基本操作條文)來管理性罪犯，讓成員雖運用(加進)各自專業的方法，但彼此仍能一致、合作地來監督性罪犯。它的優點在於改善(增進)各單位間的溝通、可以以最快與不傷害的方式幫助被害人、增進各單位專業與想法的交流(甚至操作)、加速(催化)對特定個案的訊息分享、增進團隊成員彼此間的了解、與成員份內需要做(配合)的工作，當然最終是要增進團隊的整合與共識，以對性罪犯做最全面的管理。同時可以避免重複工作與創造最大的資源、增加動機與效率、提供彼此的支持避免過度操勞造成「疲乏(burnout)」。為達成此目的，需要以下三點的努力：

1、單位與單位間的協調(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單位間的政策與作業流程委員會的協調(interagency policy and protocol committees)，譬如：各縣市之防治中心與評估委員會議間對於社區處遇的決策與操作協調。

A、執法單位與兒童保護機構(law enforcement/child protection partnership)。

B、兒童受虐團隊( child abuse teams)。

C、支持兒童團體(child advocacy center)。

D、個案管理的監督團隊(case management supervision teams)，包括：觀護/假釋官員、身心治療人員與測謊員。

E、觀護/假釋官員與監控團隊成員(probation and surveillance officer teams)。

F、特定觀護/假釋官員單位內的協調。

2、多向管束的團隊與伙伴的關係(multidisciplinary grouping、partnership)：

團隊單位或團隊成員間，共同聚集達成資料統合、各方觀點交流，以改善(增進)性罪犯的管理，譬如：心理治療焦點放在加害人的內在控制的學習，而觀護人則多注意加害人環境中危險因子的接觸。

3、各方專業的分工(job specialization)：

組織層面的專業分工與一線人員的專業分工。提升專業與增加交流，同時可改善(增進)各個階段處理的一致性，包括：案件調查、起訴、監禁、評估、監控與治療。有效的分工需要各負責單位、人員專業能力的配合，他們皆必須要有基本的專業培訓。專業訓練的主題應該包括(參考用、可能範圍更廣)：

（1）、性罪犯的特質(characteristic of sex offender)。

（2）、犯罪的動態變項(Dynamics of offending)，譬如：加

害人所採用之祕密模式( patterns of secrets)、操弄與危險行為( manipulation and dangerous behavior)與再犯的驅動因子( precursors to sexual reoffending)。

（3）、性罪犯的否認(offender denial)。

（4）、最新性罪犯管理與治療(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5）、性罪犯的監控與抑制方法(monitoring and containment)。

（6）、個人的安全(personal safety)。

（7）、與性罪犯案件相關的政策與處理流程(policies and

procedure)。

（8）、如何處理、管理「職業疲乏( professional burnout)」。

（三）、以抑制模式為取向的社區處遇管理模式

社區處遇操作的前提首先主張無論團隊成員，或加害人本身都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那就是「性犯罪具有的不當想法與情緒是經常、穩定地出現，他們必須要很清楚地知道這些不當想法與情緒，像是他們可能再犯的(違法)行為一樣，都必須要時時刻刻地被注意與控制，這是他們的責任。」而抑制取向的社區處遇管理理念就是要求團隊中的各個成員(主要包括：提供培養內控能力的成員、提供做為外在控制的成員、說謊程度的檢驗)，都能夠對加害人採取緊密地監視(surveillance)、監控(monitoring)與治療(treatment)，甚至幫忙加害人提醒控制自己，做為加害人的警訊線索，這樣的作法像是將「團隊成員」做為加害人「自己的一部份」，唯有如此的多管齊下才可能有效地「抑制」加害人再犯的發生。

（四）、發展出對應的策略以創造、支持團隊整體的操作

團隊監控模式進階目的，主要在發展(制定)新的公共策略以做為管理性罪犯的方針，而這些團隊監控歷程的操作需要以清楚、公開與一致的共識為基礎。也就是將操作團隊抑制模式過程當中，對於管理性罪犯所得到的成效、想法、困難等等，反應到相關的單位進行政策的修正參考。同時須要將政策、處理流程能夠具體的條文化，甚至要求能夠寫出統一的管理與處理指導要領。譬如：如何處罰拒絕說明(不接受治療)原由、拒絕社區監控、如何使用測謊資料等等。此外團隊成員要參與的操作(行為)也要得到具體、明確的界定；換言之，成員書面的共識(written agreement)、策略(policies)、處理流程(procedures)、基本操作條約或書(protocols)都要能夠說明(條列)清楚。如此再加上個單位間的合作是團隊監控模式能否成功的根本。

（五）、團隊監控模式品質的控管

最後，要能夠有系統地監控團隊抑制模式的進行與評估。透過團隊成員在操作的服務與管理的過程當中，所得到的訊息與遭遇的問題，可以提供重要、持續的回饋，以做為計畫改善團體管理的參考。除此之外，對進行中之抑制模式的評鑑，也可以知道團隊成員執行的過程，是否有依原管理計畫進行。至於正式的評估，則須要使用以評量工作成效為基礎的測量工具或評鑑量表，譬如：心理治療的成效與加害人情緒的管理，當然這些評估的內容要由成員本身去界定。

3. 社區處遇模式在臺灣的操作：

必要的合作與分工內容

綜觀目前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社區處遇(監督)模式的操作來看，理想的社區治療監督團隊至少須要包含有下列幾個單位共同參與：

˙警察單位 ˙保護單位 ˙檢察官

˙法院 ˙緩刑與假釋單位 ˙身心(輔導)治療者

˙測謊單位 ˙監獄

而比較臺灣目前實際的社區處遇架構，除了測謊單位尚未被囊括在運作之外，大致上操作所需要的成員都已經存在，包括：觀護人(地檢署)、治療師(醫療單位)、警察(所屬分局之家暴官)，但是實際上的操作則仍沿襲原有的運作方式，以「觀護人」的監督為主軸，就目前的操作來看，在加入性侵害「強制治療」後，雖然有「身心、諮商治療師」的介入，但相較起來「觀護人」因為職權上的關係，是目前最為積極主動的團隊成員，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擁有的「法律」職權對加害人未來命運有關鍵性的影響。而警察單位在社區處遇運作中，雖有偵察權，但是目前的操作業務多屬「記錄式」的參訪，瞭解狀況，多未做到積極「監督」當事人的程序，譬如：一旦當事人無顧失蹤，或避不見面，也多未做「有效的處理」。相對於抑制模式其他的單位一樣，負責「身心、諮商治療」的單位，也仍舊處在「被動」、「遲緩」的地位，除了沒有「法律」職權外，多數的原因在於治療者本身接受「委託治療」的意願，加上治療者對「性侵害加害人」的認知不足，多數的治療者仍以一般的「精神病人」的模式，來看待「性侵害加害人」的行為表現，在治療上沒有把「性侵害加害人」的「特性」考量進來。

至於為什麼動機不高？沒有「意願」呢？首先，治療人員多數將「性侵害加害人」的治療視為額外的工作，因此治本的「意願」並不高；再則，如果是額外的工作又沒有「額外的資給」，那麼就更沒有「意願」了。有些精神科醫生乾脆就把「性侵害加害人」的報到，排在「門診」的時間，那麼「身心」治療的成份就更難操作了，而且為了分擔「負擔」，心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甚至也有護理人員)共同合作「評估」，創作一份有時連「報告人」也不甚清楚的「基本資料」，因此在進行「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評估會議時，經常出現「不清楚」的狀況。

除此之外，缺乏統整協調的單位(coordinator)與統整協助(coordination)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使得每個人手上的工作、資料沒有得到充分的分享與利用，失去了監控的「連續性(continuity)」、「時效性(timing)」。再次特別強調，因為性犯罪的「犯行」雖然可能看起來像是一時的衝動，但是卻是一個在心智上成熟的(well planned)、可控制的(well controlled)反應，因此：「加害人性犯罪的幻想或計畫，會因為任何監控的介入而被打斷，任何被動或主動的妥協都會強化他的性幻想或計畫。」

因此，為了能夠透過抑制模式中團隊的「協調、合作、專業分工」，以便能夠有效「適時的介入」性侵害加害預防的必要操作，進而達到對性罪犯進行理想的「監控與治療」管理，就臺灣目前的現況，本研究建議可進行下列的分工(不限只有下列工作，可視情況再擴充)：

(一)、 整合與協調單位(可能是各縣市的「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 、統合能力的補強，做為整合抑制模式團隊各個單位間協調與聯絡

的中心。

2. 、加強與各單位專業上的溝通(譬如：在治療或觀護報到，某一次

的denial情況特別明顯，可以主動告知協調單位、觀護人、測

謊員)。

3. 、加強與各個單位間一般行政處理的溝通(譬如：當加害人治療無

故缺席時，可視之為denial的表現，如何立即主動聯絡當事人，

告知警察請警察處理，而且這樣的情況不能等到評估小組的評估

決議之後再書面轉交觀護人，時間太冗長了，則處罰的制約效果

早就失去先機)。

4. 、整合專業與一般行政處理問題(譬如：加害人無故缺席時，通知

警察的介入)。

5. 、協調專業與一般行政處理問題的解決方式(譬如：教育警察方法、

技巧、以及應該如何的介入)。

6. 、定期召開性侵害加害人個案管理討論會(至少一個月一次)。

7. 、若有必要甚至可以半個月召開一次，或有特殊緊急情況則馬上召

開臨時個案討論會。

8. 、提供有「性罪犯」專業的再教育課程，(譬如：觀護人、治療師、

警察，熟悉性加害人特質，那些是危險因子、再犯的時機)。

（二）、觀護人

觀護人雖然是「司法執行的監督者」的角色，但也具備諮商、偵查、教育、職業規劃等功能。但是在抑制模式操作當中，很重要的是他要扮演催化「抑制模式團隊」與「性罪犯」改變的角色。從觀護人對不同罪犯觀護的經驗，提供對性罪犯特殊的監督方式與處理。

溝通部份

1. 、參與定期召開的性侵害加害人個案管理討論會，提供相關得資訊

(譬如：身心狀況、家庭、人際、工作與物理環境的遷移)。

2. 、針對特定的問題或狀況(如：被解雇、離婚)，隨時主動地與相關

的特定團隊負責單位(譬如：治療師與測謊員)了解與分享，並提出專業上的解決方向或方法。

處理部份

（1）、擬定對性罪犯的監督與監控的「觀護計畫」，譬如：確定加害人的性偏差、內容與範圍，尋找、詢問解決加害人問題的相關資源，擬訂輔導計畫等等。

（2）、增加對性罪犯的監督與監控，譬如：次數、內容與範圍，但是以不與其他團隊進行重複的工作為原則。

（3）、保持對性加害人的敏感度，特別是與性偏差有關的訊息(譬如：最近家中有無充氣娃娃、小孩的錄影帶、收集playboy、女性內衣等等)。

（4）、任何監督與監控操作以「整體思考」為原則，必要時知會、甚至進一步地與團隊中的成員進行討論。

（5）、告知「保密(confidentiality)」在團隊監控的開放程度(譬如：若接近危險因子，將會告知警察單位)，特別是在專業判斷有關的再犯的所有的訊息，將在完全沒有「confidentiality」的條件與團隊監控中的所有成員分享。

（6）、告知當專業判斷「不誠實、隱瞞」時，特別是與再犯有關之議題，

將進行測謊檢驗、陰莖體積變化測試等。

（7）、盡可能與團隊的所有監控、治療同步進行各種操作。

(8)、教育罪犯家人注意可能的危險因子。

（三）、治療師

治療師主要工作在使得加害人學習如何由「內在」控制偏差的衝動與行為，一般認為理應不包括在「司法處理」當中，但是在抑制模式的操作當中，為了更有效地掌握加害人，增加有效治療的機會，治療師要學習如何與「抑制模式團隊」中其他成員的溝通與協調。

溝通部份

（1）、主動、並增進與「抑制模式團隊」中其他成員的溝通、協調與合

作，告知自己目前的需求與困難，甚至是需要被協助的問題。

（2）、提供治療過程中的專業的訊息分享、給予其他的成員(觀護人、測謊員)，特別是可能與再犯危險(公共安全)有關的訊息。甚至提供專業上可能的解決方法。

（3）、所有違反「治療約定」的訊息，都須要立即地回報團隊中的相關單位，以確認真正的缺席原因。

治療部份

（1）、治療要以偏差性態度與性行為的確認、改變、管理為基本的方向，然後在生活中確實練習(譬如：如何控制、管理自己不要接近促發性幻想、衝動危險因子)。

（2）、性罪犯的衡鑑工具、治療方法統一，特別是儘量採用結構性強、與性罪犯相關具良好信、效度的工具、方法。

（3）、任何治療操作的計畫應以團隊「整合」各方訊息做為基本原則

的考慮，避免單方面思考與操作，造成成員之間彼此操作互斥的

情況。

（四）、測謊員

社區處遇團隊可以將測謊的檢驗視為團隊「治療(treatment)」計畫的一部份，不過測謊的本質是站在輔助的角色，幫忙釐清事實，而這樣的功能在協助心理治療師與觀護人管理與監控工作的進行，譬如：必要時可借助測謊來幫助瞭解性侵害加害人過去的犯罪史以及對相關約定的遵守與否，它的功能如下：

（1）、首要提升性罪犯自我揭露的意願與程度，特別是與性偏差、甚至犯罪(過去與現在)有關的訊息。

（2）、其次則是檢驗加害人對於「治療」與「觀護」條件的順從(compliance)程度。

（3）、另外也可以做為確認性罪犯自己，在觀護(人)與治療(師)期間所提供的訊息。這些資料都可以做為監視、監控、治療提升的重要參考。

溝通部份

（1）、主動、並增進與「抑制模式團隊」中其他成員的溝通與協調。

（2）、委請團隊成員提供欲知訊息或相關之資料，以做為測謊時晤談的考量與測謊編題內容的參考。

（3）、提供測謊過程中獲得的專業訊息分享、給予其他的成員，包括

觀護人、治療師，特別是可能與再犯(公共安全)有關的訊息。甚至提供專業上可能的解決方法。

（4）、將測謊程中獲得的專業訊息，與其他成員分享、討論做為監視、監控、治療性罪犯管理計畫改善的重要參考。

處理部份

（1）、告知「被測謊」的加害人，解釋測謊的相關方法、結果如何使用、測謊結果將如何與團隊成員分享。

(2) 告知「團隊成員」，解釋測謊的相關方法、結果如何使用、並測謊結果與團隊成員分享。

（3）、與團隊成員討論「未通過」測謊的事後處理。

（五）、警察單位

溝通部份

（1）、增進與「抑制模式團隊」中其他成員的溝通與協調。

（2）、提供訪察獲得的訊息分享、給予其他的成員(觀護人、治療師)，特別是可能與再犯(公共安全)有關的訊息。甚至提供專業上可能的解決方法(譬如：對加害人進行犯罪偵察)。

（3）、與轄區的相關人士或地點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

處理部份

（1）、針對「抑制模式團隊」中其他成員的需求，必要時進行察訪。

（2）、對轄區內加害人的動向保持「活動性」的資訊。

（3）、與加害人的社會網絡保持溝通，以掌握加害人的動向。

(六)、社區網絡

溝通部份

(1)、與「抑制模式團隊」中其他成員保持溝通的管道。

(2)、學習熟悉當事人犯案的危險因子、或犯罪模式。

(3)、提供「抑制模式團隊」自己獲得之當事人相關的訊息。

處理部份

（1）、保持對當事人的生活整體層面的關懷。

（2）、提醒加害人對於危險因子、或犯罪情況的避免。

（3）、提醒加害人對於治療、觀護的約定與條件的遵守。

（4）、特別是關注當事人的生活中，與性偏差(危險因子)、甚至犯罪有關的訊息。

基於上述的分工與參考我國目前的假釋後性罪犯處理的流程，本研究則規劃出下列的作業流程(參下頁)以做為操作社區處遇抑制模式的參考，當然因為篇幅的關係，每一個步驟當中所要處理的項目相當之多，所以無法一一的全數列入，因此操作者則應該在參考處理的流程外，也能以前述列出的內容一併加入操作的考量，千萬要注意提醒自己，這絕對不是一個機械式的操作或處理流程，它的操作基本精神與內容，譬如：對性罪犯的認知、團隊的合作、專業的溝通等等，都是必須而且不可或缺的元素。

圖

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