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林清：學風與傳統的接續動能

「接續」動能的開始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主任

夏林清

2004年9月11日，老輔仁校友會20週年，我第一次坐在滿堂老學長、老學姊之間；學長、姊們歲數不小，嗓門也挺大的！呼來喊去的招呼聲裡流動著二代人生命鍛鍊與奮鬥的滄浪熱情。正是這種滄浪熱情，我才順著波紋逮著了一個機會，進入了政治歷史皺摺的隙縫中！

這是台北輔仁慶祝8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中，心理系負責的研究專題“歷史中的心理學—接續斷裂歷史”的由來。

說一個輔大心理系的故事：斷裂與接續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丁興祥

一、心理學即歷史學

Gergen (1973)認為心理學即為歷史學。他這種說法不但對「心理學」的科學屬性重新定位，也可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反思「心理學」這門科的社會∕文化∕歷史的脈絡。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是「人」，而「人」從本體論的角度是「歷史性」的。因此心理學所產生的知識也具歷史性的。Murray（1938）曾言：「有機體的歷史即有機體本身」，將這話用之於心理學亦有相通之處。心理學的歷史即為當今的心理學本身，而當今的心理學反映了心理學的歷史。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及主題均受限於歷史脈絡，Gergen曾以著名的「權威性格」研究為例，說明這種情況。

二、中國現代心理之發展與輔大心理系的成立

現代心理學的發展，在西方可溯及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德國），後來傳至美國，而在美國發揚光大。對中國而言，心理學早期是由日本輸入的。日本則由歐美輸入的。所以中國現代心理學的發展，是受到日本、西方（歐美）的影響，是一門「移植」的學科（楊鑫輝、趙莉如，1999）。

近代中國心理學發展於二十世紀二零年代，許多大學紛紛成立心理所系。最早是南京高師在1920年於教育學科中成立心理系，後南京高師改為東南大學。隨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燕京大學、大夏大學等均成立心理系，輔仁大學則於1929年在教育學院成立心理系。1931年輔大心理系分為普通心理、教育心理、兒童心理三組。1937年改為哲學心理系，分哲學組及心理組。抗戰期間因輔大是教會大學，在當時政治條件下還得以繼續開辦，成為唯一在北方仍傳續的心理系。解放後1952年院系調整，輔大心理系併入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心理學教研組（楊鑫輝、趙莉如，1999）。

三、接續斷裂的歷史

荊其誠表示，輔大心理系成為唯一在大陸成立心理學後，在台復校而接續之心理系。其他心理系，或成立於大陸，或在台成立，沒有像輔大心理系的歷史這樣悠遠傳續。

在大陸的輔大心理學（1929－1952）的發展，基本上是社會政治和主流科學心理學相遇而綜融發展的走向。孫昌齡說：「年輕時，學德國Wundt派心理學，後學美國，接著心理學被批為『偽科學』走入歷史，改革開放後恢復，現又學美國心理學。就好像輪迴一樣，繞了個圈。」這樣的話顯示了心理學的「移植」性格，而且易受到歷史、政治、社會條件之變遷而改變。

輔大在台灣復校後，1972年於文學院成立教育心理系。第二任系主任呂神父曾言，年輕時受輔大教務長張懷文章及精神的感召，去義大利修神學，晉鐸，也就是正式晉升文神父，之後又去了張懷的母校，比利時的魯汶大學，修教育心理學。呂神父是輔大教心系時期最重要的系主任，他的領導風格不僅深具自由精神及人文傳統，且延聘了當時台北其他院校之優秀師資至系任教，使系上學術具多元色彩。後雖從教心系改為應用心理系，但仍屬文學院建制，使整個系所學習置於具有人文色彩的學習環境中。1980年左右，出國進修的系上老師陸續回國到位，適時台灣解除四十年的戒嚴，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校園都產生巨大的變動，學術界面對這樣複雜的社會，也對學術知識的社會關聯性和適用性重新思考。系上除了既有科學心理學持續茁壯，其中跟傳統心理學系的不同發展，在於質性與實踐取向的進展。後一支的發展除了學術上的意義外，對於學生而言，在於可以承接消化日趨複雜的生活與生命經驗，並能回應解嚴後台灣社會巨變的功能。

心理學知識的產生不僅受制於社會文化條件的影響，更由於其研究對象是層次多元的「人」，學科本質具有「人文科學」「自然科學」雙重性，以致於心理學的發展方向，也會因學術社群的關切與實踐的不同，而產生不同風貌的知識。然而不管心理學的研究領域是偏「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對於人的關懷和社會責任的反省，卻是輔仁心理社群跨越時空地域的共同關切。

四、心理學再思考

歷史條件不同，輔大心理系在大陸及台灣各自有其環境條件，也發展出不同典範之心理學。心理學本身的歷史，也成就其心理學。

心理學本身是脫離不了其歷史脈絡的。這不只是中國如此，西方心理學也是如此。自1879年Wundt在德國萊比錫大學成立第一所實驗室，「科學」心理學成立，仿效自然科學，便試圖將心理學發展成「無歷史」（ahistorical）的心理學。移植至美國，更受美國文化影響，發展成具有「實証」性格的心理學。這種性格，又再移植至中國，成為心理學主流。在大陸及台灣皆受到主流（實證取向）心理學之影響。然而不同的社會，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條件與需要，如何面對和反省如此心理學發展和自身社會的關係，成為心理學社群重要的挑戰，也成為影響下一波心理學走向的重要關鍵。

（一）反思「無根」（rootless）的心理學

心理學追尋自然科學典範，追求「普遍法則」，強調「價值中立」。雖具有「實證」科學精神而容易被現代社會接受，但也成了「無根」學術，忽視了人的歷史性及社會性。這種強調主客二分，尋求客觀性的「笛卡兒式」的心理學，發展成具有「現代性」性格的心理學。在美國，1970年代及1980年代先後有許多學者反思這種心理學的危機（Elms，1975；Gergen，1973，1990；Packer，1989）。心理學的「現代性」，在方法上採取實證主義（機械論），重經驗主義、個人主義、化約主義；追求普遍法則、追求價值中立、價值無涉的「科學」精神。這樣的心理學失去了與現實社會的「關聯性」。這種研究典範的失當及未能回應社會關聯之要求，成為心理學的危機來源。

1980年代，許多美國及歐洲心理學家都提出了對心理學本身批判，反思心理學的危機。Gergen (1990)更指出，心理學作為一種論述（discourse），只是在特定社會規範中產生，受到一定的科學社群「典範」（paradigm）的影響，本身便帶有該社會一定的「偏見」（成見），也反映了一定的「價值」。我們無法在領域本身找到「普遍的真理」。因此，心理學者在思考自己理論（論述）及方法時，都要反思自己的歷史及文化背景。這已經不是「心理學是『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的學科定位爭論，而是不同領域心理學家在找回自己心理學文化和歷史的努力，一種尋根的反思。

（二）朝向社會關聯性的心理學

心理學和社會可以有不同層次的關聯性。其中一個讓心理學活化創新的核心樞紐，在於心理學者能否對自己的社會位置有所反思，思考其社群所產生的知識和社會的關聯性與影響。張厚粲說：「學心理學目的是什麼？如果只是為了將來教心理學，那麼取消這樣一掛學心理學的，不就沒事了？社會也不會受到什麼影響！」這句話中肯的點出不分研究領域，心理學者必須回應社會關聯的要求，否則將淪為工具利用層次的一門學科。

這樣的一個反思重點，在於重視「人」的本身，甚於「知識」生產，重視知識對社會的作用，甚於以理論架構來累積個人學術資產。這正是輔大心理悠遠傳續的精神，穿越時空，穿越地域。

在歷史進程中，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無可避免地捲入西化和現代化的浪潮中，從中得到豐富的滋養。然而真正知識得從自身的生活世界出發，必須「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也就是說要從「知人」（西方理論知識）、「知己」（自身文化脈絡）的交互歷程中互動、對話、交融，才能符合在地社會所需。放在心理學發展的歷史上來看，外來「移植性知識」是大陸和台灣學者不得不面對的必然。在「出乎其外」（學習西方）多年之後，浪子回頭，要如何「入乎其內」，回觀自身文化傳統、社會脈絡及學門發展的歷史，正是心理學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及挑戰。心理學應朝向反思自己的社會及歷史脈絡，批判現有的論述，提出更多批判及啟蒙作用的新論述，成為文化的建構者。不僅要讓心理學成為更具社會關聯性的心理學，也要讓心理學社群能成為更合理社會的建構者。

參考書目

楊鑫輝、趙莉如主編（1999）：《心理學史（第二卷）中國近代心理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Elms. A. (1975).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30,967-76.

Gergen, K. J. (1990).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8(1), 23-34.

Gergen, K. J.(1973).Social psychology as his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6(2), 309-320.

Murray, H. A. et al.(1938).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cker, I. (1989). The circle in modern social psychology and how to end it. Routledge.

若絕若續之緣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翁開誠

緣起

2005年2月15日早上，久未降雪的北京，下雪了。在一片雪白中，我們來自台灣輔仁大學心理系的三個人（夏林清主任、我與盧宗榮助教），來到中科院心理學研究所，拜訪1940年代北平輔仁時期的老學長，荊其誠教授。在訪問告一段落後，我拿出兩本我主編的「應用心理研究」期刊送給荊教授，並簡要說明了這個刊物的特色，荊老當下就邀我寫篇文章，跟大陸心理學界分享這個刊物產生的歷史背景。接下荊老的指定功課回到台灣，半年過去，直到放暑假，我才有空來面對這份功課。

同時，台灣輔仁心理系的夏主任，這一年多來正在推動接續斷裂了的輔仁心理學歷史，也要求我們幾位同仁要寫出我們自己專業發展的小歷史，來與老輔仁的老學長們交流、對話。我想這兩份功課正可以一起做，因為不論是我個人的小歷史，或我與這刊物之間的歷史，都不是個別孤立的，都有著一個大脈絡在後面。甚至，這幾次與北平老輔仁的幾位心理系老學長、老學姐（荊其誠、張厚粲、孫昌齡、孫昌識、姚平子）見面後，更覺得既使斷了幾十年的輔仁心理系，在我們兩邊、兩代之間，仍然有著什麼若絕若續著。我自己的小歷史，不只是我自己而已，也不只是我的家庭而已，也不只是台灣輔仁心理系，也不只是台灣的社會，也不只是…，也不只是…。

記得15年前，我還在美國唸書，剛剛誤入歧途，闖入了「narrative psychology」的迷陣之中。每當有人問我，什麼是narrative時，我都只能「複雜」而且「深奧」地回應。一天，我在實習機構的辦公室內，偷空苦讀著當時唯一的一本名叫「narrative psychology」(Sarbin, 1986) 的專書，我隔壁的同事，Dr. Hendrick，一位人類學教授兼國際學生諮商員，一如以往，挺著他高大的個子與肚子，借道我的辦公室去上廁所。他去時，瞄了一眼我桌上的書，沒說什麼。回來時，停在我的桌旁，拿起我的書，翻了翻，然後說：「故事（story）就故事嘛，幹嘛又叫narrative」。經他這麼一說，我恍然大悟，就才直接用「故事（story）」來理解narrative，也喜歡用「故事」來當作narrative的中文叫法。回來台灣後，才知道這個字通常被譯成「敘事」，「敘說」或「敘述」…等。不過我自己還是喜歡用「故事」這個譯法，當動詞時，就用「說故事」。而我這15年來，順著「故事」倒也摸索著在野地中尋出一條自己可以走的小蹊徑。就試著說說我的小歷史與大脈絡之間的故事吧。

童年時的故事與我

談到故事，我們大部份人都是聽故事長大的吧！？記憶中，我最早聽故事的情景，是40年前的夏夜，那個沒有冷氣，連電風扇都不普遍的年代，吃完晚飯，大家都流行在院子乘涼。星光下，螢火蟲在身邊飛繞，搖著扇子，聽大人說著故事。我還記得，伊爹（福州話的爸爸）反覆說著他在福建老家的歷史。他特別愛說他祖父以前在滿清時代的富貴榮華。甚至一直說到近千年以前，我們祖先有六兄弟，都在朝為官，國破向南逃難，怕人追殺，六兄弟只好改姓為：「翁」、「汪」、「江」、「洪」、「龔」、「方」。他不愛說的是他自己卻是在近乎一貧如洗的家中長大，11歲喪父之後，他被迫輟學，小學都沒能唸完。他沒有「忠實」、「完整」地說出他的家族歷史故事；但他清楚地、反覆地說出了這個家族對他的歷史「意義」。而且這個故事與意義，在40年後，仍然深刻留在我的腦海之中，也形成了我之所以為今日之我的重要力量來源。而這個故事，又再會經過我的口，重新詮釋，再說給我的小孩聽。這個故事，如果對我的小孩也是有意義的，她們會記得，也會繼續說下去。這個故事不會一成不變，通過每一次的說與聽，都會創造出一些新的意義。這個家族的歷史，就這樣，「生」「生」不息地，由過去流到現代，又由現在奔向未來。

坑口

1957，三歲後，爸爸工作的機關—台灣省政府教育廳，由台北遷到台中縣霧峰鄉，我們家也隨之搬到霧峰鄉下的一個小眷村—光復新村。那是個三百戶人家的新建住宅區，夾在一面山、一條溪與中投公路之間的三角地帶。出了村子就都是稻田、菸葉田與甘蔗田。

村子裡的大人說的話，可是南腔北調。印象中福州話、浙江話、廣東話、山東話、東北話、京片子、安徽話與客家話，都是天天在生活中聽到的。閩南話是上小學後才注意到。小學也在村子裡，全校才三百人。大約一半是村子裡的小孩，都講國語；另一半是村子外農家小孩，都講台語。到了中高年級，為了考初中的壓力，就分成一個升學班，一個不升學班。升學班大部分是村子裡的，不升學班大部分是村子外的。從此這兩群人也就很少往來，只有在「外省豬與本省猴」的爭端起時，兩群人才有交戰式的來往。

小學裡最被大家尊重的一位老師是個單身山東人，他每天一早到學校，搖頭晃腦地吟唱古文。他一直被排在教六年級升學班，我六年級第一次上他的課後補習（全班都上，等於是正常課），他先講岳飛的故事，聽的大家都入神了，然後就開始教古文。記得第一篇教的是「桃花源記」。

過年更是個大事，除了年前的忙，小孩等待著新衣鞋外，初一那天更是熱鬧。除了幾乎一夜不息的鞭炮聲，從天一亮就開始的拜年，南腔北調地穿梭進出每家每戶，一直到傍晚才停息。

平常假日，在那還沒電視的年代，可就難熬了。除了上山下溪探險外，只能盼著每週六晚上的露天老電影，週日才有往台中市的免費交通車，還有週日晚上收音機上中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劇。那個村子對小小年紀時的我，像是個難以爬出的大坑洞，難怪以前這村子就叫做「坑口」。而這「坑口」似乎正象徵著我一生反覆地進入一個個的坑洞，在坑洞中我得到保護、得到滋養，然而這些坑洞不久之後卻又成了限制我、壓迫我的來源，迫使我不得不掙扎著尋找爬出坑洞的出口。

緣之滅與裂

科技理性時代思潮漲，故事生活世界消

後來，我「長大」了，上學了，故事變得愈來愈不重要了。乘涼閒聊時間，變成趕功課的時間。上課是嚴肅的學習時間，偶而老師說個故事，是為了怕學生不專心時的點心。中午想聽廣播中的武俠小說的說書，被認為是不正當的娛樂。作文時，突發奇想，編個幻想出來的故事，被老師打了很低的分數。家裡，學校，幾乎都沒有故事書，只有教科書與參考書。「四郎與真平」的漫畫書，只能背著大人偷偷看。只有每週六晚上，免費的露天老舊電影，還有週日晚上中廣的廣播劇，是僅有的合法的故事時間。但這也只是消遣，不是正經事。在那小學就靠著「惡補」去考初中的年代，小小年紀，就也扛著「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沈重、古老的科舉使命；故事在生活中，真是愈來愈不重要了！不但考試裡，課程裡認為不重要，師長認為不重要，我自己也認為不重要了。尤其在青春期，自己立志要學作個五四時代如胡適一般的知識份子之後，故事愈發不重要了。因為知識該是將情感與主觀抽盡，用概念所組織成的抽象系統。這個系統，最好是能用簡約的法則，解釋龐大的現象。而這種理論，若又能被經驗資料所驗證，那才是科學的知識，也才是真知識。作為一個現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應該追求這種科學的真知識。因為文化悠久的中華民族，之所以淪落，正是因為缺乏這種科學的學術傳統。在這危急存亡之秋，要救亡圖存，就要全心全力地全盤西化、拋棄傳統、追求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怎能將時間與精力浪費在風花雪月、無關乎知識的「故事」裡呢！

內在與外在世界，層層分裂、面面撕扯，緊張卻活力旺盛

經歷二次大學聯考，1973年，我終於進入了心理學的科系（當時的輔大「教育心理學系」，1978年改名「應用心理學系」，2000年又改名「心理學系」）。我好興奮，覺得自己好幸運，終於可以學習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尤其是中國人。當時這個系是台灣最年輕的心理科系，1972年才成立，系上一個新到任的系主任—呂漁亭神父，兩個專任講師—王鍾和（發展心理）與李勤川（諮商心理），兩個助教—劉瀛善（台大畢業）與林一真（師大畢業），三間辦公室，就如此而以。當時是台灣師資與設備最差的心理科系，然而在呂神父的努力下，這不利的條件後來反倒成了有利的了。教育方面課程請到台灣師大的老師來兼，心理方面，請到台大的鄭昭明（學習心理學）、黃榮村（認知心理學）、王震武（實驗心理學）、朱瑞玲（青少年心理學），政大的吳靜吉（教育心理學與創造心理學）、李美枝（實驗心理學）、黃國彥（心理測驗）、林美珍（特殊兒童心理）、賀淦華（人體生理學、生理心理學、心理藥物學）、劉思量（教育心理學與創造心理學），中原大學的徐世傑（臨床心理學），三軍總醫院沈楚文（變態心理學），還有從哈佛回來的陳慧穎（社會心理學）…等等。原本師資最不足的新系，在呂神父的努力下，卻集合出了當時台灣最豐富而多元的的師資環境。

這些老師的多元背景，基本上仍會合朝向介紹最新的美國主流心理學，卻也有兩位另類的例外。吳靜吉老師，除了領我們接觸到美國最新的教育心理與創造心理的理論知識與研究方法，也是最早讓我們接觸到美國剛剛興起的認知心理的思潮，還讓我們經驗到美國正興盛的成長性小團體，如T-group, encounter group與psycho-drama；在創造心理學課上，除了正統創造心理的知識與方法學習外，他更讓我們大量的體驗與欣賞藝術創造的歷程，欣賞民歌、雲門舞集與實驗劇場，還有全班演出舞台劇，都是指定的功課，開啟了我們經由生命與藝術之美通向創造心理之真。徐世傑老師，則引領我們對心理學做哲學性的深思與反省，在他臨床心理課上，意外的要求我們念了許多哲學，其中如存在主義哲學、佛教禪宗思想等至今仍然令我印象深刻，在當時批判西方現代性與科技理性的後現代思潮與批判美國本位的本土心理學在台灣尚未興起時，留日的徐世傑老師已然悄悄地在我們心中埋下了種子。而這樣的多元豐富的心理學學習環境之所以可能的關鍵人物就是1973年起作了12年主任的呂漁亭神父。他開通、包容、尊重、支持、真情與賣力，讓多元的師資可以共存共榮，也讓學生的自尊、自信與活力得以展現，更奠基下台灣輔仁心理系至今的文化傳統與氛圍。而我當年享受到這豐富多元開明環境的滋養，許多年後，我自己才意識到這豐富多元卻也是我日後內在必須面對與超越的衝突來源。

1977年大學畢業後，救國團專任張老師一年，回母系助教一年，考進台灣師大第一屆的輔導研究所（現在叫「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二年後回到輔大母系教書，同時兼諮商工作。這一路走來，我在學術上，努力學習做個「科學的」心理人；在與人接觸時，則維持著我的「人味」。在科學的努力上，嚮往著簡約、數量化、普遍化的因果法則，並反覆尋找更有效的驗證方法；在人味的接觸裡，我往往在放下「科學的」立場，解放出我的主觀、直覺與情感，專注欣賞別人的生命故事時，我得到了感動、有了啟發、也與另外一個或一群生命世界有了交融、相愛的體驗。特別是成長性的小團體（T-group; Encounter group）更是吸引我，因為這些小團體不只是發展成熟性格的團體，更是學習民主的實驗性小社會；在這裡我終於找到心理專業與我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熱情可以相連的所在。但是，科學在這裡要如何安放，我仍然不知所措。漸漸地，這二個世界，在我的生活中分裂、隔離。起初各自發展，相安無事。也在諮商與臨床專業中，找到了一個模範叫做「科學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並立模式」（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慢慢地，他們卻不安分守己，在我心中騷動，彼此侵犯，乃至於交戰不止。

不只我的專業內在世界在分裂、衝突著，當時台灣社會處處都呈現出不同力量的對立、拉扯的緊張與活力。1960年代到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然而在經濟思想上一直有著自由經濟與計畫經濟，以及市場經濟與福利經濟的爭辯。政治上，1980年代國民黨政府逐漸走向清明、有效率且開放，然而同時批判國民黨威權的民主運動也蓬勃發展著。文化與藝術領域更活力旺盛地冒出許多新興力量，大學校園裡開始自己創作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鄉土藝術、音樂與文學被大批的文化人所推崇，融合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創新舞蹈—雲門舞集—閃亮的出現，強調創新與實驗的實驗劇場如蘭陵劇坊的創立所引發的小劇場的風潮，描寫真實且鮮活台灣人生命經驗的台灣新電影浪潮的興起，文化思想上重新以創造性繼承與轉化傳統中華文化的思潮與歐陸批判西方現代性的後現代思想也開始被知識界注意，而這些新起的浪潮也都激起了相對的批判反對力量。這個時期，我默默地注意著、經驗著、吸收著、也思索著這些時代浪潮的緊張與活力，我相信也因著這樣而培養出我日後在專業上長出自己新芽的土壤。

在這混亂時期，我常私自偷溜到哲學、史學與藝術領域之間流浪，逐漸地找到了這二方可以回到心理學中交戰的一個戰場─同理心（ｅｍｐａｔｈｙ）。與恩師吳靜吉，分享了這個想法，他大力支持我專心在同理心上。於是有二年時間，專心在以「科學的」姿態對這「感性」的同理心，做了一些研究。這二年的摸索，讓我隱約間，在黑暗混亂中，有了一點光亮，許多的安定感，也有著含糊不清的困惑。新眼光下的同理心，讓我身上的許多分裂，趨向了統合（理性與感性，科學與人文，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理論與實務…等等）；這讓我在長久的黑暗摸索中，看到遠處有一點光亮。新接觸到的研究與理論，帶我走出諮商領域，從發展、社心、人格與認知領域，多元卻又溯到Piaget的源頭。這讓我從「下游」、「膚淺」的諮商，接上了1980年代的認知主義主流；這個連接給了我許多的安定感。然而對於當時以認知發展為同理心發展的基礎的理論預設，總有一些含糊的困惑。帶著這樣的心情，1987年，我去了美國唸博士。

在美國實證論大草原上與故事再相遇

去美國，我去到了人格心理學家Pervin所謂的「美國心理學界實證論大草原」的最北端，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修諮商心理學(Counseling Psychology)博士。前三年，全花在應付繁多的必修課程，我心中帶去的那點光亮與含糊，全被擱放在角落。唯一的一次騷動，是在一位臨退休前一年老教授的課堂上，他讓我們淺嚐到實證科學方法論以外的滋味。傳（詮）釋（Hermeneutics）、批判（critical theory）、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等觀念進入了我的世界。但他警告大家，這些東西，知道一下就好了，不要認真。認真的代價不但不是我們這些做學生的付得起的，連他們做老師的也只見烈士去，不見英雄來，於是這個騷動就又平息了。直到1990年的6月，收到我訂的「American Psychologist」期刊，看到其中有一篇Paul Vitz所寫檢討道德發展的理論性文章。他在文中，倡議以故事（narrative）作為道德教育與發展的主要方法，並且旁徵博引地論說著，故事這種古老的教育方法，有著全新的理由。我一口氣看完那篇文章，隨即大拍桌子，對著我太太大聲說：「我想通了，我不分裂了，我知道我的博士論文要做什麼了！我也知道我未來十年的方向了！」當然，我沒有忘記老教授的好心警告，我的博士論文（Wong, 1995b）在理論上，引入了Brunner(1986)提出的「故事性思考」（narrative thinking）來突破同理心在理論上的困境；在研究程序上，仍然「安全的」用實證、量化方法來驗證這個理論。

緣之再續

半畝方塘一鑑開

1992年我回到台灣後，台灣社會又進入另外一個階段。政治體制的形式上上已經走向完全的民主，兩岸也已經可以公開合法的往來，國民黨與民進黨成為兩個主要的競爭政黨，之後又發生了許多各自內部的分裂與外部的重新組合與對斥，乃至於2000年民進黨正式經由民主直選而執政至今。經濟上，90年代初期，經濟衝上歷年最高點，然後沒幾年就開始走下坡。資本家紛紛偷偷地將產業外移到大陸或其他勞動資本更低的地區，留下大批突然失業的勞工，政府與資本家卻無能或無意解決這些問題。文化藝術方面，校園民歌已經商業化成流行歌曲；當年鄉土文學與藝術創作者，有的凋零，有的站上了國際舞台；實驗劇場已經引發出許多可以商業化生存的小劇場；台灣新電影的浪潮，已經享譽國際的大小電影展，卻也開始後繼無力；雲門舞集，倒是屹立不搖於國際30年；學術界討論後現代論述的聲音越來越多，反對的聲浪也很大。心理學界裡，本土心理學已然是社會心理與人格心理領域內的主流，「本土心理學研究」期刊也在1993年創立。

1992我回到台灣輔仁心理系（當時叫做應用心理學系）時，幾位留美進修博士的同事也都早我幾年陸續地回來。丁興祥，留學加州大學，主修人格與社會心理學，專攻創造力的歷史社會心理學，方法是歷史檔案的複變量統計分析，兼修心理傳記學。他回國後除了延續研究中國歷代傑出人物的社會通則性(nomothetic)分析外，也潛心研究個別人物的心理傳記的特則(idiographic)研究。在這量化與質化之間，他更深入探討心理學史的演變，以及心理學方法論的典範演變，也通過一一開出的相關課程與論文的指導，而引發許多研究生對心理學典範的反省，並對心理傳記及質性研究的熱潮。

夏林清，留學哈佛大學，主修諮商與諮詢心理學(Counseling and Consulting Psychology)，她在去哈佛之前就決定放棄已經有10年經驗的諮商與心理治療師的角色，而改稱自己是個面對社會的心理教育工作者。在哈佛的期間，她主要跟隨了組織心理學與行動科學(action science)的先驅—C. Argyris，以及提倡反映的實踐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的D. Schon。她的博士論文在指導老師Schon的引導下是以故事(narrative)的形式呈現出對行動經驗的反映(reflection-on-action)。而她作為一個面對社會的心理教育工作者，從1980年代後期就一直投入勞工被迫失業引發的勞工運動之中，招喚出一批批安貧樂道、濟弱扶傾、追求社會公義熱情的學生，去與勞工及各種弱勢族群（公娼、基層教師、婦女、護理人員、草根成人教育…等等）站在一起工作。行動與知識產生的方法是行動研究（actionscience）與批判民族誌（critical ethnography），也是她後來在FredNewman那裡得到映證與參照的批判心理與社會治療（critical psychology and social therapy）。這是親身參與社會所實踐出的本土心理學，與台灣學院中盛行的本土心理學是大不同的。也在她的號召與動員下，由1998年開始籌備到2001年正式成立了「台灣行動研究學會」，集結了學院中教育、心理、社工的學術工作者以及基層教師、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以及諮商工作者形成了一個關心行動研究精神與實踐的學術社群。

另外一位同事，劉兆明，是本系第三屆的畢業生（1978），政大教育研究所碩士，當時主修測驗、統計與教育心理學，回到母系教了四年書後，去了美國普渡大學修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博士。當時受的也是實驗與量化方法的訓練，回台灣之後，受到本土心理學社群的影響，轉而關注組織心理本土化的議題，在方法上也轉向視問題而定的多元典範取向。他早年參與創辦了台灣第一個通俗心理學刊物—張老師月刊。之後他又召集大家在1999年創辦了一個創新的心理學季刊—應用心理研究。這個刊物的編輯委員的共同理念在追求：創新、對話、融合。創新是研究題目、研究方法、理論觀念的創新，也是刊物編輯上的創新；對話是作者與審稿者之間的平等對話，更是作者與更廣大的讀者群在刊物上公開對話；融合是面對台灣目前多元典範並存且眾聲喧嘩的現實，希望促成和而不同的學術社群。至今這刊物邁入第7年，準時發行了26期，的確已經體現了這個精神。而這個刊物會出現的背景是，之前我們系內發生了長達六年對心理學典範與路線的衝突。為了真實面對衝突，讓眾聲得以喧嘩，進而對話，促成整體的超越，我們這群人才集合起來成就出這樣一個研究發表與對話的公開平台。6年多來這刊物得以維持並發展到收支平衡，並保持編輯的品質水準，核心當然是劉兆明。他除了辦刊物，也熱中於辦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這些成就讓他被推舉為台灣心理學會的理事長，在校內也被付以重任，目前擔任教務長的工作。

還有一位是劉惠琴，目前任教於東吳大學心理系兼主任。大學畢業於台灣師大教育心理學系，碩士也畢業於師大的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做的是關於女性的生涯發展，當時大概是台灣第一篇研究女性生涯發展的論文，也開始了她一直投入對女性的研究與協助。她在中學與輔仁大學做學生輔導與教學工作10年後，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讀社會心理博士。她會轉入社會心理學領域，是因為她不再甘於只限於用個人的角度去看與去幫助人，她認為個人的心理是與她／他所處的社會脈絡與結構有密切的關係。在讀博士時，她特別關注衝突與衝突化解心理、親密關係、性別心理、以及結合理論模型建構與複變量統計的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Equation Modeling)的方法。她還到女性研究科系修了一系列課程，啟蒙了她對女性主義以及女性主義心理治療的熱情。回到台灣到東吳心理系教社會心理相關課程，在研究上持續用結構方程模式建構台灣本土親密關係中的衝突與化解的理論模式。同時她不甘於只在學院中教書與研究，她大力介紹女性主義心理治療，成了引介女性主義治療到台灣的先驅。之後，在夏林清的介紹下親身參與了台灣婦女團體，實踐了女性主義治療，並在長期與台灣婦女相伴的經驗中，逐漸修改了她原本堅持的西方女性主義立場，更契合入台灣本土的脈絡。在方法上也逐漸發現實證量化方法與她女性主義實踐工作間的不合，而逐漸摸索更符合女性主義、批判理論、脈絡主義、並結合實踐行動與知識發現的另類方法。

我們這幾個，相識於1970年代念大學與碩士時期，接著先後去美國讀博士，又於1990前後陸續回來。相聚之後重新認識了彼此這些年的各自發展的獨特路徑，卻也驚訝於彼此間也隱隱然有著共通之處。在或緊或鬆、或密或疏的來往中，開始有了一些合作。在課程上，逐漸在輔大的研究所開出各自創新的課程，而逐漸形成一種新的心理學氛圍。也在學生論文的冒險創新中，彼此支援、激盪與砥礪。1995年我們合作辦了一場大型的「質化研究與專業實踐研討會」。1998年又再合作辦了「主體性探究與實踐研討會」。1998年起，夏林清又動員著我們與教育界、社工界以及基層教師接觸，籌備著一個跨領域的行動研究學會的誕生，並於2001年正式成立至今。也在1996年開始，本系的研究生大批地轉向非傳統實證量化的研究（如：批判民族誌、行動研究、心理傳記、敘說／故事性研究…等），也在這時候我們系內兩種典範與路線的衝突開始公開化，而且逐步升高。相持不下的結果，1999年，決定本系分成「科學心理學組」與「人文心理學組」兩組，準備朝向分成兩個獨立系發展。同時經表決，將系名由「應用心理學系」改為「心理學系」，並由文學院搬到理工學院。也在這年，我們這幾個決定另外創辦了一個追求創新、對話與融合的「應用心理研究」季刊，從此另類、創新的心理與社會科學研究，在台灣終於有個學術刊物可以發表，但同時絕不排斥傳統實證量化的研究。2001年三位老師離開本系，兩種路線的衝突和緩，新的老師組成，仍是傳統實證科學取向為主，另類、人文取向仍是少數，但氣氛是和而不同，科學與人文分組取消。2002年，在劉兆明與夏林清的領導下，辦了慶祝本系成立30週年，兩岸三地「心理學的開展」研討會。2004年開始，夏林清接系主任後更積極推動接續北平輔仁與台灣輔仁心理系歷史的連續活動。

這十多年來，我們幾個的相聚，有如一個「半畝方塘」，池塘雖小，且在台灣心理學界的邊緣與低窪處，然而彼此的激盪，卻也挖掘到了各自與彼此之間的源頭活水。

回首我十多年的來時路

赴美進修博士回來後，這十多年來，我開始直接面對諮商與心理治療領域長久以來理論、實務與研究的分裂，以及這學問直接由美國輸入所造成中西之間、傳統與現代、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隔離與拉扯。這過程中我逐漸脫離美國心理學主流傳統，而直接承受中西人文傳統的啟蒙（例如：儒家心學、存在主義、傳（詮）釋學、批判理論、人文心理學…等）。十多年的作繭自縛、困知勉行、進度緩慢，回頭看看,我們一小群的同好與師生，沿著「故事」這一路走來，一一化解、超越了我們內心的交戰，倒也累積出了一些痕跡。頭五年，我專心在同理心上(Wong, 1994; Wong, 1995a; Wong, 1995b; 翁開誠，1997)，後八年轉而擴大到主體性(subjectivity)與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開顯的敘說、反映與實踐(narrative, reflection and praxis)的道路上，助人實務（教學、督導與治療）與知識探究逐步朝向知行合一的理想，並在這過程中，逐步地將此身體力行的道理說明出來（翁開誠，2000；翁開誠，2002冬；翁開誠，2004秋）。

在教學與課程開發上　　逐漸地我摸索著開出一系列有關故事取向心理治療、主體性、與互為主體性開顯的課程。這系列的課，分別以一個人的不同面相（知、情、意的橫面以及一生發展的縱面）去趨近一個被限制、被壓迫又掙扎著追求自由與解放的人生境界。「傳釋性研究」(Hermeneutic research)，談的是「知」的自由，也是探討「真」的問題；「同理心」(Empathy)，是「情」的自由面相，趨近的是「美」；「諮商與心理治療的倫理」(Ethics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談的是「意」的自由面相，趨近的是「善」；「成人性格發展」(Adult personality development)，則整合地看人（別人與自己）一生的發展與人生境界的追求。「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Theories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則重新認清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性質不是科技性的，而是生命價值實踐性的，因而除了西方近代心理治療理論外，還要學習中國哲學史，因為中國哲學本來就是以生命實踐為核心，而且歷史悠久而豐富。還有一門「心理健康學」(Mental health)，則是由典型的心理健康教科書開始，再由Erikson的心理與歷史觀點、Maslow的自我實現與存有心理學的觀點、Fromm的批判心理學觀點、唐君毅的新儒家觀點、余英時的思想史觀點等多元的反省何謂心理健康。還有「實習」(Counseling practicum & Internship)與「論文」(Thesis)，則是互相扶持著走這困知勉行的路；努力將知與行趨近合一。這兩年我與夏林清又合開了「敘說、反映與實踐—I & II」(Narrative, reflection and praxis)，作為以通過敘說展開行動中與行動後的反映來追求自己與她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知與行合一的方法導論。這些課程的理念也逐漸在三篇論文中分別說明出來（翁開誠，1997，1999，2000）。

在摸索知行合一的研究上　　與同好及學生們推拉著走向敘說與實踐之路的過程大約可以歸納成下列這些類別：一是由實驗量化轉向半量半質（邱英芳，1995；溫錦真，1995）；這個時期我們師生間都還在量化與質化之間擺盪。二是將治療實務上的同理心轉通成了研究方法（黃淑惠，1996；吳建豪，1998；洪國尹，2000）；這時期我們在原本相隔的人文取向治療與人文心理研究之間，以同理心打開了一條相貫通的道路。是以我這個主體發揮同理心，去感通、探究你這個客體。三是在一個諮商過程中，進行兩個生命故事的重構（柯寶絢，1997）；在這個研究裡，我們將原本主客二分，且以主體研究客體的立場轉向互為主體。四是由自我敘說開顯出自我實踐（王甄蘋，1999；鄧明宇，2000；李振弘，2002；詹昭旭，2003；吳宗展，2003）；在這些研究中，研究的對象轉向同是研究者與行動者的自己，也就是通過說自己生命或專業的故事所進行的行動研究。五是由共同敘說展開集體性實踐（孔守謙，2000；翁開誠與邱延亮，2000；王臨風，2003；施志鴻，2003）；在這些研究中，對象由個人轉為相同處境的小團體，在團體中，學習聽別人的生命故事與說自己的生命故事。經由相互感通，不但深化對自己與別人完整生命的體會，更可能發現彼此共同的處境，進而可能集體的面對與突破共同的困境。這些團體，有一般的學生，有同性戀，有勞工與勞工家屬，還有監獄裡的強暴犯。六是敘說、反映與助人實踐（翁開誠與邱延亮，2000；潘英海、丁興祥與翁開誠，2001；李振弘，2002；王臨風，2003；施志鴻，2003；於慰慈，2003；劉惠琴與翁開誠，2003；劉惠琴與翁開誠，2004；莊秀慧，2004；王惠宜，2005；謝佩娟，2005；王曉薇，2005）；這些研究與行動，統合前面的經驗，更有意識的對自己的助人行動經驗，以故事敘說展開反映與覺解，促成自己與她人生命實踐行動與生命實踐智慧的更加開顯。這之中，有的嘗試不同的敘說形式，有的在不同的工作處境以不同的角色對不同的對象，開展知行合一的故事取向行動研究。

在諮商與心理治療中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　　這些年的摸索，心理治療中的知（研究與理論的形成）與行（治療行動），對我而言不再分隔，是一體二面，都是主體性與互為主體性的開顯而已；用孔夫子的老話，也就是「忠恕」二字，或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簡而言之，我首先確認諮商與心理治療本質上不是科學，而是追求應然的生命實踐學問。因此，這個專業的多元化與不可統一，就不但是既有的事實，而且絕不是缺憾，更應該要努力維護。我自己所相信的人生應然理想是主體性的開顯，也就是人格全面的自由。在與他者（他人、社會、文化、歷史、自然…等等）之間的理想狀態就是互為主體性；也就是互相關切而又彼此自由的關係。而故事正是具體趨近這樣理想的一種可能性。在說自己故事時，自己拿起了創作與詮釋自己生命的責任與權力，同時也在這過程中由自身生命的體悟開顯出生命的學問。在聽別人生命故事時，自己是個欣賞者，自然不能干預別人的創作，但仍然擁有責任與權力去發揮深度同理心，在往返回流之間，打開另外一個世界，去與作者分享。在這樣的立場上，本體論、知識論與實踐論，三者不再分隔，都是一體。因此，我想追求實踐的就不只是一種治療理論，也是一種教學方法，也是一種研究方法。這樣的自覺，大約從1995年開始有意識的進行著，直到7年後才以文字整理發表出來（翁開誠，2002）。

當Carl Rogers遇上了王陽明　　西方人文心理學與人文心理治療對於知（研究與理論）與行（治療與助人實踐）之間的一體兩面性，老是隔著，說不破、說不盡；老是被笛卡爾以來的主客二元論所支配著。我1999年開始，反覆研讀王陽明的經典，深深感受到啟發，花了3年時間完成一篇文章，整理了這方面的心得（翁開誠，2004秋）。原來我與Carl Rogers與王陽明之間也有緣，這又是我年輕時沒想到的。

目前困知勉行出的暫時結論　　這十多年來，在教學與課程的開發上，在自己與協助學生的研究摸索上，在諮商與心理治療的實務上，在探索知與行、知情意、真善美之分裂與統合上，都由分隔與分裂趨向統合。讓生命經驗，通過故事，深深地落入，認真地不昧，追求以美顯善，以美啟真。具體而言，教學、助人與研究，本是一體，可以歸結出下列五個暫時的共通結論：

一、面對文獻應該是「六經註我」，不應是「我註六經」；「生命的學問」才是重點，而不是「學問的生命」。

二、面對自我是「我，我說，我感，我是，故我在」；是通過故事來成己之美，是自我敘說與自我實踐的往返展現。

三、面對他人是「你，你說，你感，你是，故你在」；是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是陪伴、欣賞與參贊別人的自我敘說與自我實現。

四、面對群體是「你說，我說，他說，說出我們的共感、共是與共在」；是相互敘說、彼此感通、共相開顯以及集體實踐的歷程。

五、面對研究發表是尋找適切於自己的形式表達出來，與人分享與溝通。

暮然回首，那「人」，還真在燈火闌珊處；而「心理學」，「心」、「理」學，這歷史還真若絕若續，卻仍然「生」「生」不息、不捨晝夜，由過去奔向未來啊！

參考書目

王甄蘋（1999）：《壓迫中的解放與自由：一個諮商員的自我敘說、自我生成與專業實踐》。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陽明（1997）：《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台北：黎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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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臨風（2003）：《放下專業，立地成人：一個困知勉行的「專業」實踐歷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惠宜（2005）：《中人與轉軸—一位工部門社工督導的生成與轉化》。台灣大學社會工作係，碩士論文。

王曉薇（2005）：《順流與逆流—透過敘說，找‧到‧一個國中輔導老師有意味的形式》。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孔守謙（2000）：《說你，說我，說我們同性戀的故事：一個同志相互敘說團體的嘗試》。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振弘（2002）：《沙程：一個男同志的主體實踐與小說創作》。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於慰慈（2003）：《從駱駝到野薑花：一個老社工的重生》。台灣大學社會工作係，碩士論文。

施志鴻（2003）：《犯罪如同故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健豪（1998）：《新手諮商員學習與生命的交響：矛盾、舞台與溫柔》。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宗展（2003）：《反假歸真：從愛情敘說朝向主體性實踐》。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英芳（1995）：《性別基模在諮商情境中對訊息處理歷程的影響》。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柯寶絢（1998）：《尋愛：諮商過程中，生命故事的重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國伊（2000）：《阿媽：－個像男人的女人》。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秀慧（2004）：《這是一個玩真的世界—我在體制大宅裡的敘說、反映與實踐》。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翁開誠（1997）：〈同理心開展的再出發〉。《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台灣），26期，261-274。

翁開誠（2000）：〈我對倫理、諮商與諮商教育之粗論〉。載於輔仁大學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編：《專業倫理與教學論文集—三》。台北：長榮國際，81-101。

翁開誠（主持），邱延亮（協同主持）（2000）：《台北市因工作罹難勞工調查研究》，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翁開誠（2002冬）：〈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應用心理研究》（台灣），16期，23-69。

翁開誠（2004秋）：〈當Carl Rogers遇上王陽明—心學對人文心理與治療知行合一的啟發〉。《應用心理研究》（台灣），23期，157-200。

黃淑惠（1996）：《一個諮商研究生的學習故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詹昭旭（2003）：《爐火炙身與重生：一位沒落家族長孫的自我敘說》。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鄧明宇（2000）：《獻身與沉淪：一個男性的自我生成與發展》。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溫錦真（1995）：《以故事觀點研究大學生的自我認同》。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潘英海與丁興祥（主持），翁開誠（協同主持）（2002）：《台北市沒落產業勞工歷史研究－搶救值得保存之產業與勞工》，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劉惠琴（主持），翁開誠（協同主持）（2003）：《自我的生成與轉化—敘說、辯證與實踐之初探》，國科會。

謝佩娟（2005）：《故事、固式、梏釋—一個「好學生」在駐地實習場鏡中的自我生成與實踐歷程》。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Bruner, J. (1986). Actual mind,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Sarbin, T. R. (Ed.) (1986). Narrativepsychology：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Y：Pra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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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K. C.（翁開誠）（1994）. Narrative thinking and advanced empathy.《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 359-384.

Wong, K. C.（翁開誠）（1995a）. Current findings about what causes empathy：A critical review.《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 262-290.

Wong, K. C.（翁開誠）（1995b）.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empath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

共振的探索～政治歷史皺摺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主任

夏林清

心理學工作者終其一生的作用，當然是座落在「心理學知識與方法」和「人與社會的發展」，這二者間的關係上。1950~60年代出生的我們，沒吃過父母輩戰亂離散與貧困之苦，在見證了臺灣快速工業化經濟成果的同時，我們青年時期的發展卻是在缺乏政治文化批判性的社會環境中，直接往「歐美專業化」去了！所幸，在台北「輔仁」邊緣自由的歷史氛圍中，我們沒淪喪到賣洋食做買辦的命運，也沒向知識權術的陣仗靠攏。我們就埋頭苦幹的，走在學生們的學習和一般人日常生活世界的田野中。

一、心理學工作者的曖昧性

心理、教育、人類學系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相接近的學門，老輔仁也有這三系。人類學長於入田野的厚實功夫，教育工作者則要能介入到複雜的生活現場中，開展人的學習歷程；心理學工作者介於二者之間。心理學探究“人”的這個“我”的主體建構，同時著重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影響歷程。當然在看見他者、為眾多他者的福祉而發展自己的過程中，人不斷地變化了自己亦重新認識了自己；這是我認為心理學工作者在個人、群體與社會之間的一種重要的作用位置。然而這一名之為“自我”的東西也給予心理學工作者一種曖昧的社會存在的機會。他不像人類學者不下田野就被人看破手腳，他也不必背負有教無類的教育責任與道德使命；他可以護著研究經費守著實驗室，也可以寄情於個性化商品的專業形象。在臺灣，我們一直努力對待著這種曖昧性~開拓心理學知識典範的多元立場與投入到人與社會的具體難題與困頓處境中。

二、無意識的慾望與有意識的選擇

不假裝看不見或沒遇見利益裹脅與權力要脅的生命選擇、堅持立場與投入複雜社會現場是有意識的選擇，也是一種抵制性自主的表達。這是我個人的政治性，是一個心理學工作者的政治性，也是和學生們一起面對的議題。這是「個人即政治」的政治，不是指在台灣，我們已受夠了的政黨政治的那個政治。區辨個人、人際、群體與組織體制的經驗邏輯層次，發展能明辨生命經驗糾結難解的理解與協助能力，自然是心理學工作者責無旁貸卻仍遠遠落後的任務！或許就因為我們還遠遠地落後於形勢，所以政治歷史的皺摺益發顯得堆疊厚重。

三、皺摺共振，斷片再現

“「主體」概念指的不是一個固定或靜態的實體，而是一種「存在實踐」，一種因隨著文化或歷史而發生變化的技藝（指自我技藝），「主體」成為可能的創作。”

“主體必須被理解為一系列的流動、能量、運動和能力，一系列的斷片或片段，他們能夠按照不同於被凝結為一種身份的方式，被聯結在一起。”

（P.35與P.62,崔樹義，Mariam Frasser,1999）

正是這種「主體」的流動能量與斷片聯結的創造性，才鼓勵著我在過去20年以心理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參與了台灣弱勢群體與年輕世代的生命發展過程。我所磨鍊的心理教育方法不過是在皺摺共振的運動裏，促進流動變化的可能性。孫昌齡老學長說“……誰要忘記過去，誰就意味背叛……”，薩伊德引用格蘭姆西獄中手記說：“批判的起點是意識到自己是誰，「認識自己」是歷史進程的產物，他在你身上積澱了無數遺痕，卻沒有留下一張庫存清單”。積澱的遺痕如何得以再現而不背叛歷史呢？

四、斷片接續，主題重構

歷史積澱中有著無數個人與群體生命歷程的行跡，辨識了行跡與路徑，一整代的集體經驗就能在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進場工作的過程裏，發展出一個立體的、多層面、多層次的時空框架，個人就能頂得住被壓扁，群體不易被簡化，世代才不會被遺忘！

由1948年離開老輔仁，也就離開了人類學本業但卻堅持了40年“業餘愛好”，（民間宗教田野）的李世瑜學長就辨識了自己不受限於學院門牆與學科的界限的行跡：

“我是學人類學出身的，人類學本身就是一種跨學門的學科，即它是綜合了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有時還及於自然科學的多種學科而成。我在輔大人研時既師從賀登崧教授學習語言學、方言地理學，也師成斐文中教授學習地質學、史前學考古學，還師從許多為中外知名學者學習民俗學、民族學、比較宗教學等等。因此我改業歷史學之後並未按照傳統史法一步一趨，而是把考古學、方言學等學科與歷史學交插起來，以傳統史法為主，但不以既有文本為主要研究資料，而是應用田野工作方法從社會各方面使用各種手段取得第一手的、活的資料為研究資料。我給這套方法論命文為“社會歷史學”英文可以稱為Sociohistory （此詞英文還有別解，且不去管它）。我就是應用這套方法論，在民間秘密宗教學、寶卷學之外，還做過很多其他研究工作……”

（我的治學道路，李世瑜，2005）

李學長這樣的耐力同樣出現在我們心理系的幾位老學長、姊的身上！學長、姊們這份堅持的力道像歷史時空中的燈火，足以在堆疊厚重的皺摺中透出亮光！老輔仁心理學會1947年出版的“到心理系來”第一頁葛爾慈系主任的話也是一頁穿透隙縫而來的吉光片羽：

「學心理的人常感到的煩惱便是心理學派的分歧，一方面心理學在近代的生活裡有了很大的貢獻，在另一方面各派學說互相牴觸，使心理學不能發展成一種豐富的科學，我們聽到有內省主義行為跟心理分析，各學派的支持人都不認為他們研究的是心理學的一部份而堅持自己的學說是解決整個心理問題的唯一方法……」

我們這一小群在台灣成長的心理學工作者，在讀到葛爾慈的這段話的當下就立即找到了一個起點！斷片再現，共振對話，歷史得以接續！

參考書目

「到心理系來」，1947年北平輔仁學會出版，第一頁。

「一盞夠用的燈：辨識發現的路徑」，夏林清，應用心理研究，第23期，2004秋，131-156頁。

「怪異拖曳效應：〈一盞燈〉讀後」，丁乃非，應用心理研究第24期，2004冬，32～37頁。

《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伊德訪談集》，薇思瓦納珊編，單德典譯，台北麥田人文出版，第262頁。

Identity without Selfhood, Mariam Frasser, 1999年；《波伏瓦與雙性氣質》，崔樹義譯，中華書局，2005年，第35與62頁。

中國心理學的歷史脈絡圖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博士賴誠斌騰錄製作
伴隨著西方知識入中國的脈絡 傳教士利瑪竇、艾儒略、畢芳濟（科學和性靈搭橋）					知識份子對“人”的看法
龔自珍 王筠 譚嗣同
範 疇 年代	南方教育	北方教育	學會機構	思潮		學術圈	社會歷史	西洋心理學史脈絡
1846				知識份子對“人”的看法，西學引進的一支概念。		46傳教士布朗將容閎等三人送到美國,有學到心理學。	40鴉片戰爭 ：師夷常技以制夷。
1860								60費希納”心理物理學”
1870	79上海聖公會(聖約翰書院)實驗心理學。					76狄考文牧師山東文會館設心靈學課程(首設)。		74布倫塔諾以經驗觀點論心理學 74馮德生理心理學 79第一所心理實驗室(馮德)
1880						89顏永京譯 ”心靈學”。
1890		92教會學校潞河中學畢業生已學過心理學（燕大前身)				96梁啟超區分psychology與philosophy	94中日甲午戰爭，西化第二波：變法與革命。 98戊戌政變，中體西用說。	90詹姆士《心理學原理》 95馬赫任維也納大學教授 ，實證主義。
1900								90佛洛依德《夢的解析》 90胡賽爾的現象學
1905	02久保田貞《心理教育學》上海出版 03《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師範學堂設新學課程(實驗) 05陳榥自編心理書《心理易解》上海&南京出版 05湖北師範《教育的心理學》 06江蘇師範《心理學》	00-03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服部宇之吉心理學講義。		日本引進之心理學（二手？）		07王國維《譯心理學概論》(唯意志論) 07蔡元培留德。		01-05鐵欽納《實驗心理學(4卷)》 05比奈智力測驗 09佛洛依德訪美。 00-20馮德晚年完成十卷《民族心理學》。
1910			17陳大齊在北大哲學系首設心理實驗室，唐鉞、樊際昌任實驗心理課程。	15傳統？ 西化？ 俄化？ 17陳大齊定義心理學.為：心作用之科學研究（科學化）。		10王國維譯《教育心理學》(較重科學)。 15陳獨秀《新青年」科學 、民主運動 16蔡元培任北大校長 19-21梁漱溟新傳統論 ：鄉治	12清代結束， 民國成立。 18大戰結束 19巴黎和會 ，北京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	13華生行為主義宣言 14第一次大戰 16-20柏林大學完形心理學(格式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