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研究希望透過長期、宏觀、動態的觀點，探討產業生態環境條件與軟體產業發展過程的互動關係。根據此一目的，本章將過去相關理論分成四個部份予以整理說明，以做為本研究的命題衍生與邏輯推導的基礎。第一節將組織生態理論的演進過程、基本架構，以及組織生態理論與本研究有關的重要概念，做一整理。生態的觀點是本研究的主要出發點，希望經由長期、宏觀的角度找出與傳統研究傾向橫斷、微觀、靜態較為不同的觀點，以便對現有研究提供互補或對比的功能；第二節對組織生態理論相關的應用研究進行瞭解，以做為本研究的參考；第三節生命週期理論是本研究的另一主軸觀點，代表縱貫與動態的角度思考所面對的問題。生命週期理論是探討發展過程的問題時最常使用的基礎理論，本節將其基本概念及相關應用略事整理，以為後續研究時引用；第四節則針對資訊軟體產業的相關文獻做一回顧。

2.1. 組織生態理論

本節從生物生態學的源起開始，到組織生態理論的演進過程，簡單交代理論的演變過程與基本假設，而後將與本研究有關的重要概念如族群、組織結構、成長模型、利基、環境變異等做一釐清與彙整，以為後續的研究命題提供一個清晰的定義與探討的基礎。

2.1.1. 生態學的源起

生態學(Ecology)近年來在各種不同的領域裡受到格外重視與廣泛引用，其

實它具有古老的淵源並且具有科學的基礎，早在西元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Ernst Haeckel把兩個希臘字的字根okos(房子)和logia(論說)融合在一起，按照詞源的意思就是住的科學，並且將生態學定義為：生物與其周圍自然環境關係之研究(Olivier, 1975；Simonnet,1979)。事實上許多生態學的原理可追溯到西元一世紀或更早以前。

生態學的領域中，有的只研究某一種生物或此種生物組成的族群與環境間的關係，稱為個體生態學(Autecology)；有的擴大研究範圍，探討某一環境內，構成一個共同功能單位或生存體系的許多不同種生物間之生態關係，稱為群體生態學(Synecology)。由一群生物組成的群體，有三種不同的組成層次：族群、群聚和生態系。在生態學上，族群(population)指由某一種生物組成的群體；群聚(community)指某一棲息環境中，所有各種族群組成的群體；而生態系(Ecosystem)則為群聚生物以及無生命的自然環境所組成的體系。因此群體生態學也就是研究群聚和生態系內各種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生態學家研究掠食者(predator)和獵物(prey)之間的關係，分析生物繁殖和分佈的相關因素，研究能量在食物鏈內流動的情形，歸納族群的特性並比較其組成個體特性的異同，探討不同族群聚集成為一群聚的相關因素(諸亞儂等編著，1977)，並進而探討其間的演化關係與演化過程(Pianka, 1978)。

2.1.2. 組織生態理論的演進

組織族群生態理論(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是從生物族群生態理論(biological population ecology)經過小心的類比過程，逐步推演而來。根據Amburgey及Rao(1996)對組織族群生態理論發展過程的整理指出，傳統的組織理論偏向於組織橫斷面的探討，對於組織的出生與死亡的原因與過程，缺乏深入的研究。到了組織族群生態理論發展的初期，是以組織存活率(vital rate)的探討為主

軸，對於組織存活的過程及原因有了初步的瞭解。透過生態觀點，對傳統的組織理論，提供了動態的、縱貫面的研究方向。

關於組織的變革方面，傳統的組織理論認為，組織變革的原因主要來自組織內部自發的調適與轉型。生態的觀點則認為，外部環境因素形成的天擇與汰換的壓力，是造成組織變革的主要原因。若從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s cost theory)的觀點延伸，組織效率的高低，是組織在競爭過程中是否被淘汰的關鍵條件。但是，從組織機構理論(organization institutional theory)的觀點，組織是否被淘汰，除了考慮效率的因素外，也受到政治、社會、文化及組織機構化程度等社會環境的影響。社會環境因素，除了影響組織的出生與死亡外，進而對於組織型式(organizational forms)的出現、消失或轉變，產生一定的衝擊。組織生態的研究，也因而逐漸的從純粹生態的觀點，進入組織的演化與轉型。

關於組織演化的範圍，從組織內延伸到組織間、族群、群聚，使得整個生態理論的研究範圍亦逐步由交易成本理論、機構理論，進而結合與擴充至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s-base theory)、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s-dependence theory)、經濟演化理論(evolutionary economics)、技術與創新管理、以及策略管理等相關領域，組織生態理論的發展也愈加複雜與多樣(Carroll, 1993)。

2.1.3. 組織生態理論的基本假設

組織生態理論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組織族群(populations of organizations)。整個理論的架構，建立在幾個基本的假設(assumptions)上。這些假設，是組織族群研究的基本前提。茲根據Hannan及Freeman(1989)的觀點，將這些假設整理如下，做為後續研究探討之基礎：

第一個基本假設是，組織族群必須定義為族群成員具有一致性的共同特徵(unitary character)。也就是，族群成員對於物質性或社會性的環境條件，具有相

同的依賴性，環境的變動對成員會造成相似的影響。由於成員呈現了相似的環境依賴性，不同族群的成員就應該具有不同的特徵，因此形成特徵的不連續性(discontinuities)。

第二個基本假設是，若以組織結構與社會性界線(social boundaries)為組織特徵的區分基礎，組織族群必須具有清晰明確並且含有特定意義的資訊來代表族群的特徵。能夠找出這些容易辨識且有意義的資訊，才能夠正確的描述不同族群間的不連續性組織特徵，也才能真正區別不同的族群。正確的組織分類，是組織族群理論進行實徵研究的必要條件。

第三個基本假設是，組織族群中之個別組織，在組織的結構及族群共有的特徵上，具有相對的結構惰性(structure inertia)，不容易產生快速或劇烈的變革。個別組織能夠自主的改變自己的策略及結構，此一事實使組織的生態模式變得較為複雜。如果因為組織不斷的、快速的改變其基本特性，則族群賴以存在的一致性共同特徵就很難出現，自然無法形成族群。然而天擇程序(selection processes)所選擇的組織，傾向於具備核心結構不容輕易改變的特性。因此，生態演化的自然程序，使得結構惰性較高的組織得以留存下來。

第四個基本的假設是，在現代的社會，組織族群的天擇過程傾向於選擇具有較高可信賴性(reliability)及較高可公斷性(accountability)的組織。也就是說，天擇的過程自然的、逐漸的淘汰績效不穩定、可信賴程度不高的組織，也會淘汰可公斷性低、正統性(legitimacy)受到懷疑的組織。因為，這類組織的能力及其對未來的承諾，受到環境中關鍵因素的質疑或不信任，造成資源取得或增加的困難，自然逐漸遭受汰換。

2.1.4. 族群的界線

組織生態理論所探討的族群，應該是由具有一致性共同特徵的許多個別組

織所組合而成。而不同的族群也是經由特徵的不連續性，加以區隔及判別。因此，不同族群之間需要明確的界線加以認定與釐清，這是族群理論發展的重要條件。Hannan及Freeman(1989)根據相關學者的論點，將族群界線的特性做了較明確的規範，茲整理並簡述如下：

一般的習慣上，我們常以銀行、醫院、學校、速食連鎖店…等方式來對組織型式加以分類。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也經常以這類行業別特徵做為組織分類的基礎。近來，也有研究者以較為抽象的概念來區別不同型式的組織，例如(1)以組織的複雜程度及組織規模區分；(2)依市場佔有的優勢(market dominance)程度將組織區分成核心組織與周邊組織。其實，真正重要的關鍵在於找出組織特性中的不連續性特徵，用以區別不同的組織類別，進而探討不同組織族群的特質，做為族群研究的基礎。不可以將實質上連續的特徵，任意武斷地加以切割，來達到分類的目的。

在生物生態理論中，遺傳機制(genetic mechanisms)是生物形成不同類別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組織生態的研究中，以類比生物遺傳機制來探討組織遺傳機制的研究難度仍高，其中組織的遺傳基因為何？組織結構與能力的延續傳承的程序為何？皆有待進一步釐清。此外，組織繁殖的方式與特性亦與生物繁殖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組織遺傳的觀點對組織分類的重要性與影響力，與生物生態理論有所不同。

由於不連續的組織特徵，形成了組織的界線，也形成了不同的組織型式。組織型式差異的形成，有很多不同觀點，組織內部結構的屬性或外部環境的依賴關係，都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此外，這些內涵特性或外部關係，亦可能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因此族群界線也具有其動態性。組織型式的形成過程常隨下列三種程序的互動與消長而逐漸演變(Hannan & Freeman, 1989)，茲將此三種程序分別簡述如下：

(1)分離程序(segregating process)：此一程序可以造成並且持續維繫族群間的界線，形成族群的差異。特殊技術的出現或組織對特殊技術的需求，常常形成組織特性的差異。交易成本的考量是組織追求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效率界線(efficient boundaries)的另一重要原因。此外，封閉性社會網路(closure of social networks)對於共同文化、經驗以及能力的傳遞或分享，是形成共同特性的一個原因。聯合行動(collective action)所產生的效果，也使得參與的組織與不參與的組織之間形成明顯的差異，因而產生界線。最重要的分離程序是組織機構化。組織的機構化，或由於內部的組織結構為了爭取資源及面對壓力，或由於外部環境的鼓勵或限制，形成組織型式的差異。因此，造成組織型式差異的因素與程序，使組織出現明顯的界線，是為分離程序。

(2)混合程序(blending processes)：此一程序可以用以減少或模糊族群間的界線。組織演變過程，在某些例行性的作業或機制中，存在著一些長期累積的、大量的、非意圖性的變異(unintended change)，雖然每一變化都很小，但其累積的效果對組織的特性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此一影響力，相對的會沖淡計劃性的變異(planned variations)，而模糊了組織的差異性，稱之為隨機漂移(random drift)。另外一個減少或模糊族群間的界線的混合力量是重新組合(recombination)。由於組織的惰性以及組織更新所具有的困難性(liabilities of newness)，組織常利用各種方式的重新組合，如合資、合併等，以打破或模糊化原有的機制或程序，也因此減低了原有的界線。反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也是一個重要混合程序。某些法令規章的改變，或原來形成機構化的環境條件的改變，使得原來行之有年的例行程序與機制，必須大幅調整或取消，原來機構化所形成的族群界線也因而改變。

(3)修編程序(editing process)：組織演化的過程，有時由分離程序主導，有時由混合程序主導。我們可以將它看成由許多子程序組合而成的隨機過程(stochastic process)，沒有一定的順序。此外，我們也可以將組織型式的改變，看成

是經由不斷的求新而產生持續性的變化，同時經由不斷的判斷與過濾，隨時剔除不當的變化，保留好的變化。因此，組織長期的演變過程是，在很長的一段期間組織不斷出現小幅度的變化，而後在一個很短的期間，組織呈現大幅度的變化，這樣的持續循環，稱之為均衡中斷模式(punctuated equilibrium model) (Tushman & Romanelli, 1985; Romanelli & Tushman, 1986; Gersick, 1991; Romanelli & Tushman, 1994)。

2.1.5. 組織變革與結構惰性

傳統的組織理論認為，組織隨著環境的變化，不斷的自行調整組織的策略與結構，以適應環境。生態演進的觀點，則認為組織結構的調整有許多內在與外在的限制條件，使得組織存在著結構惰性。而天擇的過程使得結構惰性較高的組織得以存活。因此，結構惰性的形成是天擇的結果。學者對組織結構惰性的研究很多(Hannan & Freeman, 1984; Romanelli & Tushman, 1986; Hannan & Freeman, 1989；Scott, 1992; Huff, et al., 1992; Leonard-Barton, 1992)，茲將其簡單彙總歸納如下：

組織結構惰性的形成有內在與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包括：(1)組織在設備、廠房、人員上的一些投資，常具有不易移轉性，變成組織的沉入成本；(2)組織的決策常受限於組織內部有效資訊的取得，資訊取得的不確定性、不可分割性及資本密集性使得組織結構的調整有其侷限性；(3)結構的調整會造成組織內的角色及資源的重分配，破壞了原有的均衡關係，容易產生內部政治性的抗拒，阻礙變革的進行，或降低變革的效力；(4)組織由於過去的歷史與經驗，在組織內部已經形成許多共識、規範與習慣。在變革過程，原來視為理所當然的原則受到挑戰，對於正統性與規範性的重新認定與建立，亦有實際困難。這些因素皆是形成結構惰性的重要原因。

結構惰性形成的外在因素有：(1)由於相關法令或財經金融政策所形成的進入或離開的障礙或門檻；(2)組織外部有效資訊的取得與資訊管道建立的困難；(3)組織所面對的環境與社會的正統性，影響環境資源的正常流動與獲取，變革過程如何保持或重新建立正統性，是必須面對的一個困難。

傳統組織理論與組織生態觀點對組織變革的認知，看似南轅北轍，其實，若能將環境的特性及組織的特性做更深入的探討，則在兩個學派間存在著很大的互補空間。例如環境變異的頻率、大小與變化持續時間的長短，對組織的適應情況，造成不同的影響。而組織的規模、年齡、生命週期的階段、組織結構的複雜程度，皆影響適應能力與結果。若從組織的核心特性與周邊特性(core and peri-pheral features)的角度切入，在變革的調適上，亦產生不同的現象。此外，組織的學習能力、速度與企圖心相對於環境變化的快慢與大小，也造成不同的結果。所以，組織的結構惰性具有相對性與動態性。

組織的存在，在市場機制的架構下，自有其成本與效率的考量。但是，除了成本與效率的機制外，組織尚有可信賴性與可公斷性兩個重要機制。所謂可信賴性指組織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必須保有持續穩定的品質與績效，無論從橫斷面與縱貫面，其可能發生的偏差與變異皆可控制在較小的範圍。可公斷性則指組織的決策、規則、行動及相關的資源配置都能依據理性的規範(general norms of rationality)進行，並保有其公開性及一致性。擁有較高可信賴性與可公斷性的組織可獲得較高的社會接納度，反之可信賴性與可公斷性較低的組織，則容易在選擇的過程被淘汰與替換。為了建立、持續保有並提高上述機制，組織需要強化機構化的程序(processe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及例行性的作業標準(standardized routines)，來降低過程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但是，在建立與強化這些機制的同時，組織的結構惰性也跟著加強。因此，組織的結構惰性是環境天擇的結果。

2.1.6. 族群成長模型

生態理論對於族群成長過程進行探討，使得生態理論的發展進入動態性的思考。Hannan及Freeman(1989)指出族群成長模型源自Alfred Lotka及Vito Volterra分別在1925及1927年各自提出族群成長的動態模型(簡稱LV model)。此一模型首先假定單一族群的成長率是一個S型曲線，即：

^Combin = ^ρ_NN N:指當時族群的規模
^ρ_N:指族群規模N時的族群成長率

^ρ_N=λ_N-μ_Nλ_N:指族群規模N時的族群出生率
μ_N:指族群規模N時的族群死亡率

若λ_N及μ_N為常數，即不因族群規模的不同而有差異，則成長模型是一個指數成長(exponential growth)曲線。但是，在現實環境中，由於資源的有限性，我們必須假設出生率與死亡率會隨著族群密度而改變。Lotka及Volterra假定出生率與死亡率皆隨族群規模而線性變化，則：

λ_N=ａ₀-ａ₁N , ａ₀,ａ₁>0
μ_N=ｂ₀+ｂ₁N , ｂ₀,ｂ₁>0
^Combin = (ａ₀-ｂ₀)N - (ａ₁+ｂ₁)N² , ａ₀>ｂ₀
= (ａ₀-ｂ₀)N (1-N )
= r N(1- ) , r=ａ₀-ｂ_0, K=,

亦即，與K相比，當N極小時，^Combin約等於r，而r=ａ₀-ｂ₀稱之為內在成長

率(intrinsic growth rate)，也就是當族群規模很小時，成長不會受到有限資源的限制，族群成長率約等於其內在成長率r。當族群規模N增加至K時，^Combin=0，即族群規模進入飽和，不再增加。此時，N=K=代表環境對此族群的負載容量(carrying capacity)，在生態學上常以K表之。由圖2-1可以看出此一成長模型的變化特性。

圖
2-1：族群成長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兩個族群間有競爭的關係，也就是一個族群的負載容量，會因另一族群的存在而減少，且假設其間是線性關係，則競爭性的成長模型變成：

^Combin = r₁N₁( )
^Combin = r₂N₂( )

即原有的K₁被K₁-α₁₂N₂取代，原有的K₂被K₂-α₂₁N₁取代。其中α₁₂及α₂₁為競爭係數。因此，LV成長模型的通用型式應為：

^Combin = r_iN_i( ) I:表示族群數, α_ii= ¹

以生物生態理論的LV模型為基礎，分析組織族群成長模式與互動關係，在組織生態理論中，是一個重要的分析架構。以此一分析架構探討組織族群的成長，有下列議題值得進一步分析：

(1)族群的內在成長率：在沒有資源與外在競爭壓力的限制時，組織族群的內在成長率，隨著組織型式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組織的規模、複雜度、內部機構控制(institutional control)需要度、外部公共環境的規範(public regulation)程度、組織創立與運作時對於特定知識的依賴程度等，皆影響組織的設立與存活的困難程度。困難度低，代表組織愈容易設立及存活。也就是族群的出生率愈高，其相對死亡率愈低，兩相抵消後，其內在成長率愈高。反之，其內在成長率愈低。困難度愈高，代表組織設立時，需要形成這些基本條件的時間愈長、成本愈高、風險愈大，相對須要投入的資源愈多。

(2)環境的負載容量：社會與經濟環境的相關條件，對族群的成長，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與影響，並且隨著時間呈動態性變化，成為環境的負載容量。這些相關的條件包括機構化規則(institutional rules)、資源可用程度(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策略性組織(strategic organizations)。組織型式的機構化程度，影響組織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程度。而合理化程度高，可使組織的設立與維繫較為容易。機構化可以形成組織的同形(isomorphism)，使組織的運作符合普遍性規範，使組織具有較高的正統性，容易取得社會的認同。所以，機構化的結構是合理組織的基礎。組織設立的另一必要條件是資源可用程度。資源包括各種社會性及經濟性資源。資源常經由經濟發展、族群成長、社會變革而產生流動。資源的

擴增，除了對原有組織型式的增加與族群的成長有幫助外，也常造成不同型式組織的出現與成長。社會性的變革，打破了舊有的體制、規範或慣例，對資源產生重分配的現象，破壞原有環境的均衡關係，形成許多新的機會。此外，組織的創新與技術的創新，也常造成相關組織的策略與結構的改變，帶來許多新的機會與成長的空間。因此，負載容量會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動成動態性改變。

(3)族群間與族群內的互動與競爭：族群成員數目的增加與減少，和族群間的互動關係具有密切的關聯性。生物生態領域，從族群成員數目的變化現象，歸納出許多相關的理論。組織族群也藉由族群成員數目的變化，來探討族群的競爭與互動。但是對於族群規模的認定，從組織的觀點較生物的觀點複雜且多樣。個別組織規模的大小差異很大，較難以個別組織的總數來代表族群的規模。因此，有些研究以累積規模(aggregate size)為研究基礎。組織的多樣性，不僅由組織的規模所造成，組織的型式、組織的資源、組織成員的分配狀況等皆造成組織特性的差異與變化。組織型式與組織在數目上的變化對於組織的創設、解散、合併等變化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族群的出生率與死亡率受族群密度的影響很大。

(4)生命繁衍方式：在生物生態理論中有所謂的生命繁衍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ies)。r策略代表一種投機性策略(opportunist strategy)，以最小的個別投入，繁殖最大數量的後代，達成最大的族群內在成長率，快速爭取環境中新的機會或資源。K策略代表族群中的每一個體必須先期投入較多資源，經歷較長的孕育過程。因此K策略族群的繁殖率較低，但是族群內的每一個體擁有較為健全的體質。組織族群生態理論則對應上述理論，以r策略及K策略組織來分別代表各自擁有的組織特性。因此，K策略的組織具有較健全的體制以及較豐富的資源，在競爭壓力大的環境中較易取勝，死亡率低，具有經濟規模與效率。但其孕育過程需要較長期間，困難度較高，階段性風險反而較大，進入障礙較高。r策略的組織，進入障礙低，是市場早期進入者(first mover)，但其資源有限、體質不佳，很難面對劇烈競爭。而且r策略組織之所以能夠快速進入市場，並不是真

正由於其具有靈活與彈性，反而是因為新的市場機會所需要的特定資源或能力，剛巧可以配合上r策略組織所具有的特定專長。否則r策略組織受制於其有限資源，反而不容易任意且彈性的變換其專長領域。

2.1.7. 利基理論

根據Hannan及Freeman(1989)的整理，現代的利基理論(niche theory)的基礎建立在Hutchinson於1957年以抽象幾何的概念對利基所下的定義：即一組適合於族群生存的環境條件的集合。也就是在一組n度空間的條件集合內，族群的成長率大於或至少等於零。基礎的利基理論，用族群的成長來描述單一族群的生存空間，也可以將利基理論放大，探討由於族群間的互動所造成對各別族群成長率的影響。若其影響對兩個族群皆為負，則族群間為競爭(competition)的關係，若對兩個族群的影響為一正一負，則為掠食者―獵物(predater-prey)的關係，若對兩個族群的影響皆為正，則為互利(commensalism)的關係。這樣的觀點，在生物生態理論中，廣被應用。而相對於組織族群理論，則此環境條件指的是組織生存成長所需要的社會、經濟、政治等環境的相對條件集合(Hannan & Freeman, 1989; Moore, 1993)。

Levins採用適度函數(fitness function)的方式來表達族群對環境條件調適後所展現的成長率。所以適度函數代表族群在特定環境下的成長速度。以圖2-2為例，A、B、C各代表三個不同族群的適度函數，適度函數互相交叉的部份則代表兩個族群的利基相互重疊的部份。重疊區域的大小，代表兩個不同族群生存空間互相重疊的程度，對於兩個不同族群間的互動關係，則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圖2-2：假設的適度函數
資料來源：Hannan & Freeman, 1989, p.99.

族群間的競爭關係，無法經由直接的觀察來加以研究。因此，可以藉由觀察資源運用狀況，以利基理論中的利基重疊(niche overlap)現象，解釋與探討族群間的競爭關係，並進而探討族群成長的動態模式，如此對組織動態性理論的推導與實徵分析，皆有很大助益。

利基理論中的利基寬度(niche width)是指資源運用的變異狀況，常表示如下：W_i = ，其中u_i(z)指族群i在z的環境條件時運用資源的強度，也就是族群i對資源的運用函數(utilization function)。資源運用的變異愈小，利基寬度愈窄，則稱此狀況為專才(specialist)。反之，變異愈大，利基寬度愈寬，則稱為通才(generalist)。利基寬度愈寬代表對於環境變化的適應與容忍能力愈寬，但為了保有並維繫此容忍能力，也需額外付出的資源或能力。反之，若利基寬度較窄，雖然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較差，但是在其適合的特定環境，則有較佳的表現(Carrol, 1985)。因此，在較寬的環境條件範圍，保有較低的績效，

或在較窄的特定環境條件下，保有較高的績效，是一個策略選擇上的兩難。資源與時間的有限性，加上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使得利基寬度成為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主題。

2.1.8. 環境變異與利基寬度

組織生態理論中，組織族群的生存與成長，受環境資源變異的影響甚大。Hannan及Freeman(1989)彙總相關學者的研究後指出，環境條件的變異，在利基理論中常以三個構面衡量，即(1)環境改變的幅度(level of variability / shape)：兩個不同的環境狀態(state)間的差異程度大時，其適度函數的組合圖形呈現凹狀圖，以凹狀(concave)表之，差異小時，其適度函數的組合圖形呈凸狀圖，以凸狀(convex)表之；(2)環境改變的紋路(grain)：指相對於組織或族群的生命期間(life expectancy)，環境狀態延續的時間若很短，則改變很快，亦即改變頻繁時，稱為細紋(fine grain)，若改變很慢，亦即改變不頻繁時，稱為粗紋(coarse grain)；(3)環境改變的變化性(variability)：特定環境狀態出現機率高時(P1=1.0)，表示另一狀態出現的機率很低(P２=0)，則此特定狀態會穩定出現，此種狀況稱為穩定性高(stability)，若特定狀態出現的機率不是很高(P1=0.5)，表示此特定狀態與另一狀態不斷交替出現，因此，特定狀態出現的情況不穩定(variability)。

為了以圖形分析法探討環境的變異對族群成長率(或適度函數)的影響，首先將環境條件簡化成兩種狀態，並以兩種狀態對照比較，做為討論的基礎。圖2-3的左邊圖代表兩個狀態在環境條件上很接近，即表示兩個狀態的適度函數有很大的重疊部份，而圖2-3的右邊圖代表兩個狀態在環境條件上的差異較大，重疊部份很少。圖2-4表示將兩個環境狀態的適度函數加以組合，圖形的兩個軸線W(y,E1)、W(y,E2)各自代表族群在一個環境特性y的環境狀態E1、E2時的適度函數值，圖形中的曲線代表族群在二個環境狀態時的適度函數組合的邊界線，也就

是適度函數組合中最大值的連線，曲線內的每一點，代表一對適度函數的值。圖2-4的左邊圖形表示兩個環境狀態很接近，其邊界曲線呈凸狀，而圖2-4的右邊圖形表示兩個環境狀態差距較大，邊界曲線呈凹狀。

為了進一步解釋策略的選擇過程，首先假設每一族群或組織的調適函數(adaptive function)必須遵守一個分配原則( principle of allocation)，即其適合度的總和是常數(constant sum of fitness)。簡單的說，就是每一特定族群或組織其可分配及運用的資源是固定的。因此，在細紋的環境條件時，兩個環境狀態對族群或組織所造成的影響是兩個狀態的平均值，因此其調適函數應為A(f)=PW(E1)+(1-P)W(E2)。而在粗紋環境條件時，其調適函數應該是A(c)=W(E1)^PW(E2)^1-P。其中P是特定狀態出現的機率，而1-P是另一狀態出現的機率。當適度函數組合的邊界線與調適函數相切的點，就是成長率最高或效率最好的組合點。

因此，圖2-5表示在凸狀的環境條件中，其左邊圖形的虛線A1(f)、A２(f)、A３(f)為細紋環境時的三條調適函數。A1(f)代表P1=0.5（即P２=0.5）時的調適函數，就是在環境改變的變化性屬於不穩定的環境條件，其與適度函數組合邊界線的切點為F1，即最佳利基寬度策略為通才策略( g策略)；A２(f)及A３(f)則各別代表P1=1（即P２=0）及P２=1（即P1=0）的穩定狀態的調適函數，其與適度函數組合邊界線的切點為F２、F３，即最佳利基寬度策略為專才策略( s策略)。圖2-5的右邊圖形的虛線A１(c)、A２(c)、A３(c)為粗紋環境的三條調適函數。A1(c)表示P1=0.5的不穩定狀態，切點C１，即最佳利基寬度策略為通才策略( g策略)；A２(c)及A３(c)各別表示P１=1（即P２=0）及P２=1（即P1=0）的穩定狀態，因此其切點C２、C３，即最佳利基寬度策略為專才策略( s策略)。同理，圖2-6表示在凹狀型態的環境中，左邊圖虛線A１(f)表細紋環境的不穩定狀態，最佳策略是專才策略。A２(f)及A３(f)表細紋環境的穩定狀態，最佳策略仍是專才策略。圖2-6的右邊圖A２(c)及A３(c)表粗紋環境的不穩定狀態，最佳策略是通才策略，而A１’(c)則代表多元策略(polymorphs)，即聯合專才組合而成。上述論點彙整如下表：

表2-1：環境變異與對應利基寬度策略

資料來源：修改自Hannan及Freeman(1989)，p. 311.

2.2. 組織生態理論相關應用研究

Hannan及Freeman在1989年出版組織生態一書，是組織生態理論相關研究的一個里程碑，自此組織生態理論逐漸進入較為成熟的階段(Boone & Witteloostuijn, 1995)，組織生態理論相關的應用研究也逐漸增加。

Barnett(1990)以美國電話產業死亡率的變化過程，探討產業技術的演變對於族群生態與群聚生態的影響，並推論產業中若具有共同的技術標準與互補性的技術差異，可以促進產業內組織間的相互合作關係；反之，不相容的或不相互補的技術，則造成產業內組織間的競爭與產業的分散現象(fragment)。

Boone及Witteloostuijn(1995)則研究德國及美國的釀酒產業(brewing industry)以及荷蘭的稽核產業(audit industry)，比較產業內與產業間組織族群的長期生態變化，以探討產業內組織型式差異的形成原因，並比較經濟觀點的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理論與組織生態理論間的互動與互補關係。

Mascarenhas及Sambharya(1996)則以族群生態理論的架構，探討國際性航空產業及石油探勘產業的跨國密度效應(cross-national density effect)的現況與影響，藉以研究國際競爭的動態性與正統性(legitimation)問題，並分別採用美國、其他工業化國家、非工業化國家(開發中國家)等三個次族群的資料做為驗證的參考。研究發現在產業起始階段，其他工業化國家與美國這兩個地區之間，對於產業的創立有互相激勵的作用，但是隨後卻出現競爭現象。非工業化國家與其他工業化國家之間，則只有單向的競爭關係。研究並發現，機構化同形(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與國際產品生命週期(international product life cycle)會影響國際性服務產業的出生率。

Swaminathan(1996)以美國釀酒業及阿根廷報業為研究對象，探討組織的環境條件對於組織出生率與死亡率的關係，發覺組織在設立的初期，處在惡劣環境下的組織，其死亡率較處在一般環境下的組織為高，但是若能渡過此一困難時期而存活下來，其隨後的死亡率反而較處在一般環境下的組織為低，此一狀況似可用來探討與解釋族群密度與競爭強度對死亡率的影響。

Usher及Evans(1996)主要引用達爾文的選擇說(Darwinian selection process)與拉馬克的調適說(Lammarckian adaptation process)兩種對立觀點，探討石油零售產業的設立、死亡、轉型等相關的事件與變化。選擇說認為環境會選擇適合環境特性的組織以取代不適合環境特性的組織；調適說認為組織能夠經由自我的調適以適合環境特性的能力以取代不適合環境特性的能力。研究發覺以各別的零售點為研究層次時，其變化符合達爾文的選擇說；若以公司為研究層次時，其變化符合拉馬克的調適說。

Barnett(1997)以美國釀酒產業及賓州的電話產業為對象，探討組織規模的大小與組織結構的複雜度對組織的競爭能力及族群演化過程的影響。將原來以族群密度(density dependence)探討產業內部競爭現象的理論架構，加以延伸提出競爭

強度(competitive intensity)的概念，以探討隨著時間進展，組織經驗逐步累積、規模逐漸變大、機制愈趨複雜後，其競爭方式與存活能力的改變，以及對整個產業演進的影響。

國內的相關研究並不多，且大部份屬於基本現象的探索與分析：如石瑞金(1990)以組織生態學的觀點對台灣製造業的產業總家數、開工數、撤銷登記數進行實徵分析，以探討環境對廠商成立、死亡等影響的探討；周宗穎(1990)則以台灣電視機產業為觀察對象，從族群生態學的理論基礎探討產業發展過程與企業策略的關係；賴鈺晶(1995)以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過程探討生存環境、族群關係與族群生存策略的動態研究；程耀輝(1994)則以海峽兩岸的自行車成車與零件族群為研究對象，探討產業環境的制度力量對族群演化的影響，並以規範同形、模仿同形、強制同形及依賴同形等制度力量做為族群共同演化的驅動力量；蘇秉仲等(1997)針對台灣地區中小型製造業，研究產業特性來解釋各產業別存活率之間的差異，並探討企業年齡與企業規模對企業存活率的影響。

徐木蘭(1997)以開放性組織的觀點探討台灣地區資訊產業生態形成的軌跡，希望整合不同的理論，研究組織適應環境變遷的能力與限制，以彌補傳統生態觀點之不足。研究發現個人電腦廠商發展過程中，其重要事件多與經營態度的改變有關。在眾多理論中，生態機構理論較常被用來說明環境與組織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經營者必須隨時因應市場變化，調整本身經營方向，此外，符號的操弄與觀念的改變也是管理者因應環境變化的重要工具。

此外，國內學者(徐木蘭等，1997；賴振昌，1995)以族群生態理論探討環境因素與會計師事務所型態的關係，並比較各個事務所的績效。研究發現環境因素的變動會影響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型態，在環境因素的變項中以政府法規、客戶需求、執業風險對組織型態有顯著影響，當環境因素變化與事務所型態的配合程度高時，其績效亦較高。

由上述文獻的整理可以看出生態觀點組織理論的相關研究正方興未艾，對於傳統的組織理論提供了另外一個廣闊的思考範圍，對於組織現象與組織演變的瞭解，有很大的幫助，而傳統有關調適理論與選擇理論間的對立觀點，亦經由更深入的研究探討，逐漸形成互補的觀點，對環境與組織間的互動關係，有更為精確的掌握。

2.3. 生命週期理論

首先提出生命週期理論的基本概念與架構，做為探討的起點；而後整理組織生命週期的相關理論，以此代表產業供給面的組織特性：最後彙總產品生命週期的概念，並延伸至產業需求的生命週期，以此代表產業需求面的變化過程。

2.3.1. 一般概念及源起

一般而言,管理學者探討有關組織演變或發展過程的主題時，生命週期理論(life-cycle theory)是最常被採用的基礎理論。生命週期理論來自生物學對生命體從出生及至死亡循環的觀察與描述。將出生、成長、成熟、衰退、死亡的過程變化，以及不同階段所呈現的特質，用來類比人類社會中有關組織、產品、市場、產業的相關變化。雖然這樣的類比仍有許多爭論與限制(Lambkin & Day, 1989)，但在相關的理論中，生命週期理論仍然因為具有較好的解釋效果，而廣泛受到採用。

早期的組織與行銷方面的理論，著重靜態性的、橫斷面的分析及探討，解釋能力受到限制。而後學者開始研究環境與時間的變化對理論發展帶來的衝擊，因此動態性、縱貫面的組織發展過程理論得以快速進展。組織發展的相關理論中，常歸納成四大類別：生命週期理論(life cycle)、目的論(teleology)、辯証論(dialectics)、演進論(evolution)，用以探討組織發展的過程變化(Van de Ven &

Poole, 1995)。而在行銷理論中的需求生命週期(demand life cycle)、技術生命週期(technology life cycle)、產品生命週期、技術創新之採用與擴散理論、以及產業經濟學中的產業生命週期等，皆以動態性的變化與演進過程做為探討重點(Kotler, et al., 1996; Lambkin & Day, 1989)。

2.3.2. 組織生命週期理論

組織權變理論(organizational contingency theory)討論的是組織與環境相關因素的契合(fit or match)對組織表現的影響(Drazin & Van de Ven, 1985)。因此，組織會不斷的隨著環境的演變做出調適的動作。但是組織生命週期理論則是假定組織的發展，是經過一系列特定的規則(regularities)，也就是將組織的發展過程，分割成幾個階段(stages)，每個階段各有其特定的性質，不同階段間有其特定的順序性(sequential in nature)及不可逆轉性(irreversibility)。這些特性，相對的降低了組織權變理論中有關組織演變過程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的影響，對於組織調適過程的探討，有很大幫助(Gupta & Chin, 1994; Howard & Hine, 1997)。

早期的組織生命週期理論，較偏重理論的推導，缺少實徵的探討，屬於規範性(normative)理論。有關階段的認定與分辨，亦有其相對的困難，因此，階段的主張有三階段、四階段、五階段，乃至於九階段及十階段，從出生、成長、成熟、衰退到死亡或再生(revival or redevelopment)(Gupta & Chin, 1994; Miller & Friesen, 1984; 黃原福, 1991)。

組織生命週期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組織特性。組織在創立的階段，產品單純、組織簡單、規模小，常擁有特定的或先進的技術、特殊的創意及創業家的精神，常以非正式的組織結構及溝通協調方式來指揮領導，由少數創業者承擔大部份的決策及例行運作的責任。及至成長階段，產品線擴充、市場佔有增加、規模擴大、組織日趨複雜，並逐漸建立正式的組織規範與工作流程。組織進入成

熟階段，必須依賴明確的工作規則及工作指令運作，科層組織帶來了組織運作的穩定性，但也同時造成組織運作缺乏彈性及創意。此一階段的組織常用矩陣式結構、及時資訊系統、多產品線策略、分權化及多角化等方式，以降低組織的僵固性。衰退階段的組織，常常充滿不實際的樂觀、缺乏溝通、沈溺於過去的成功經驗、順從、過度保守、互不信任等組織氣候，組織結構僵固，內部充滿權力的鬥爭與抗衡，使組織根本無力面對外部環境的改變。組織經過衰退期，逐步走入死亡，除非組織能即刻覺醒，經過一種完全的、劇烈的根本改變而進入再生期。

生物的生命週期理論與組織的生命週期理論仍有差異，如死亡階段在生物的生命週期理論中，是一個必然現象，而且對於特定類別的生物體，其時間的差距不大，但是對於組織體而言，其可預測性較低，差異性甚高。至於生物體的繁殖現象、遺傳現象，相對於組織，雖有組織的分殖(proliferation)、衍生、轉投資等活動，但性質差異較大，有待進一步釐清。此外，個別組織在規模上的差距造成組織特性的差異，也是類比生物生命週期理論時，需面對的一個較大困難。

2.3.3.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在行銷的相關理論與研究中，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並且受到廣泛的應用(Roche, 1997; Modis, 1994; Birou, et al., 1997)。產品生命週期觀點的真正源頭，應該是市場的需求。由於市場需求的存在，出現一種可以滿足需求的技術；技術的出現，帶出其相對的產品或產品類別，以提供消費者購買。產品可能被淘汰，但仍有同一類別的其他產品存在；某一技術可能被另一新的技術取代，但新技術所提供的新產品仍可繼續滿足消費者同一類型的需求。因此產品生命週期曲線的外圍有需求–技術生命週期(demand-technology life cycle)曲線，而更外圍則為需求生命週期(demand life cycle)曲線(見圖2-7)。這些曲線，皆為S型。也同樣可區分為出生、成長、成熟、衰退、死亡等五階段。

成長期則常再加以區分為加速度成長期(accelerating growth stage)與減速度成長期(decelerating growth stage)( Kotler, et al., 1996)。產品生命週期的階段演變過程，市場的規模會隨著階段的演變而改變，因此供給面廠商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過程也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Agarwal, 1997)。

圖2-7：產品、技術、需求之生命週期曲線

資料來源：整理自Kotler, et al., 1996, p. 427.

以產品生命週期的概念來描述產品時，除了隱含產品生命有限性的假定之外，也主張產品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市場特性以及不同的利潤水準，因此也必須以不同的行銷、財務、製造、人事等對應策略予以因應。Kotler等(1996)曾引述Goldman及Muller對產品生命週期的型態以及生命週期各階段期間長短的相對關係的進一步分析，指出若產品的開發期較短，產品生命週期的出生、成長階段也短，而成熟、衰退期較長，則產品開發的成本及風險低且相對利潤較高。此一現象，通常出現在傳統性的產品上，較不需要重新建立產業架構(infrastructure)或建立新的通路及銷售方式，消費者消費習性及產品生產技術的變化不大，領導廠商在市場上的穩定度高，消費者品牌忠誠度亦高。反之，若開發期長，產

品生命週期的出生、成長期較長，則開發成本及風險皆高，但是廠商可獲取利潤的成熟期相對較短，產品衰退的速度也快。這類產品生命週期的特性，常出現在高科技產業，也是高科技產業失敗率高、風險性大的主要原因。

在早期，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在行銷上的應用，缺乏理論基礎。及至技術創新採用及擴散理論出現，從消費者對新產品的接觸認知、引發興趣、嘗試使用、到決定購買，對於採用決策的程序有所推論，對產品生命週期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釋架構。Moore(1995)利用技術採用生命週期(technology adoption life cycle)的模式來解釋高科技產業，將購買者對新的高科技技術的採用，分成不同階段，並依各階段購買者的特性加以分類，並分別命名如下：(1)創新者(innovators)：屬於技術狂熱者(technology enthusiasts)，(2)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屬於高瞻遠矚者(visionaries)，(3)早期大眾(early majority)：屬於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s)，(4)晚期大眾(later majority)：屬於保守派(conservatives)，(5)落伍者(laggards)：屬於吹毛求疵者(skeptics)。並將高科技行銷策略，以五種購買者特性為基礎，簡述如下：

首先，把新產品植入技術狂熱者，進而爭取認同並鼓勵他們影響高瞻遠矚者。接著，吸引住高瞻遠矚者的興趣，全力滿足他們的需求，創造出具有示範效果的案例並向實用主義者進行推廣。在實用主義者這一客群內要爭取到大量的營業額，登上市場領導地位或者制定產業標準。將實用主義者市場內所獲得的大量營業額和經驗加以發揚光大，使產品達到穩定可靠、價廉物美的境界，讓保守派近悅遠來。至於吹毛求疵者就任其自生自滅，不予理會了。

此外，Moore(1995)在第二類與第三類購買者之間，特別提出一個關鍵概念，即鴻溝(chasm)，用以說明高科技公司或產品最容易失敗的原因。由於第二類購買者(高瞻遠矚者)和第三類購買者(實用主義者)在價值體系上截然不同，以高瞻遠矚者為基礎所建立的示範案例，雖然有高度的創新，卻瑕疵眾多，禁不起

實用主義者的考驗，因此市場停滯不前。許多高科技公司進展到這一階段，已經在財務上青黃不接，無法承受接踵而來的後續挑戰。大多數創新的產品，也都無法跨越此一關卡，遭到淘汰的厄運。因此，雖然高瞻遠矚者和實用主義者在技術採用生命週期模式中為相鄰接的群體，若無法正確掌握其間差異，並採取適當步驟，則斷難平順移轉渡過，產品或公司的么折也就因而發生。

高科技產業的詭譎多變，主要來自於不斷快速出現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引自Becker, 1998)與不連續創新(discontinuous innovations)所造成的版圖轉移(paradigm shift)現象。因此，在生命週期的各階段，呈現出獨有的特性，值得進一步關切與探討。

2.4. 軟體產業相關研究

軟體產業屬於知識型產業，出現的時間尚短，對名稱與範圍亦常見不同主張，在台灣地區也常常稱之為軟體業、資訊服務業、資訊軟體業等。軟體產業是新興的產業，相關的研究與文獻不多，因此瞭解的程度也相對有限。

Brouthers及van t Kruis(1997)曾以歐洲十一家軟體公司為例，探討全球軟體產業逐漸發展成全球最大產業之一，但是全球軟體市場幾乎被美國公司統佔的情況下，歐洲軟體公司可採行的策略方法。Mowery及Langlois(1996)則探討美國軟體產業的成長在戰後受到聯邦政府政策的影響。由於冷戰的需要，美國聯邦政府投入大筆經費在資訊軟體的研發與採購，對於一個新興產業的萌芽與成長，產生了結構性影響。Miller等(1996)則以傳統穩定的傢俱業對照新奇多變的軟體產業，以比較兩種明顯不同的環境條件下，產業調適模式的形成原因與其結果的差異。Campbell-Kelly(1995)則以歷史的演變來看軟體產業，將其分成三類即專案設計類、套裝軟體類、PC軟體類，並歸納軟體產業兩個長期趨勢，其一是從純

功能(pure function)的角色逐漸加入文化內涵(culture content)，其二是市場的客戶群從少數專業精英逐漸進入大眾消費者以增加銷售量降低單位成本。

皮世明(1995)探討台灣地區資訊服務業廠商對於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的認知，發現使用者的口碑、行業專業知識、公司形象、產品創新發展能力、人員的技術與知識是受重視項目，軟體園區與政府獎勵措施是不受重視項目。對於產業競爭策略，發現廠商重視選擇特定市場、產品差異化、售後服務等。魏小蘭(1995) 探討台灣地區軟體產業行銷策略、公司發展階段與績效間的關係，研究發現不同階段的公司，其發展特性、公司基本特性與績效皆有顯著差異，公司發展階段與行銷策略兩者相關，行銷策略與績效兩者無顯著差異。

曾昆一(1993)針對台灣地區資訊服務業軟體技術人員的離職傾向與發生原因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離職傾向受工作滿意、工作激勵潛力與工作壓力的影響，工作滿意又受工作壓力與工作激勵潛力的影響，工作壓力受成長需求與與工作激勵潛力的影響，個人年資、學歷、性別與長期合約都對離職傾向有顯著影響。林偉仁(1996)曾探討資訊服務業技術員工薪酬滿足的影響因素，研究個人特徵、工作特徵、參考比較關係、薪資管理政策認知差距等相關因素對於員工薪酬滿足的影響。

張萬霓(1993)研究台灣地區軟體產業的經營管理、軟體開發作業、作業體制等，以找出產業的概況與潛在的問題。研究發現軟體產業中，其各別公司規模還小，仍不斷繼續成長，資本來源以獨立系統及獨立系統之關聯子公司最多，分工結構單純，管理體制未能發揮功能，軟體開發仍以專案小組為主流，開發的作業情形相當混亂，沒有掌握進度之方法，也較少實施標準化。魏順得(1993)研究台灣資訊軟體業的創業行為，分別以創業動機、創業公司成立、創業管理三個階段來研究各階段之形成因素，藉以探討創業家特質以及有關行為與心理層面的相關要素。

喬宛師(1992)針對台灣軟體產業的生產力進行分析研究，探討生產力衡量指標、Ｒ＆Ｄ之外溢效果衡量指標，以及Ｒ＆Ｄ外溢效果對生產力高低的相關性。陳俊賢(1994)針對資訊軟體業在推動ISO 9000認證過程中面臨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並對推動架構與推動現況進行分析。林昆諒(1993)以銀行使用者為例，探討資訊服務業的服務品質，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可以用信賴與反應、情感、安全以及有形等構面來描述使用者的認知服務品質，並可以用服務品質作為市場區隔的依據將目前的市場區分成高認知服務品質群及低認知服務品質群。

經由上述文獻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現有軟體產業的研究仍然較為偏向於以橫斷面及微觀面來探討問題，涵蓋的層次與解釋的能力有其侷限性。尚榮安(1997)是少數以長期縱貫面的角度探討軟體產業問題的研究者。該研究藉由資訊服務業廠商發展的歷史，探討組織因應環境快速變遷的方式與能力，以及組織技術創新的過程，如此可以對新興知識密集型組織在新知識的累積方式有進一步的瞭解。研究發現知識分成三類，即專業知識、方法的知識、產品與技術的知識，資訊服務業廠商一開始時對客戶扮演的角色是垂直型技術移轉者，而後扮演不同客戶間的水平技術移轉者，最後成為營業技術的供應者。在過程中，組織通常會在一穩定領域中累積知識，而後經由產品發展，將專業知識轉化成組織資產，建立組織核心能力。